每本杂志都寄托着《海燕》编辑部对我的恩情,

  作家就是作家,他每天脑子里装的都是写作的事。
  作家很擅长编故事,而且越离奇,越怪诞,越感官刺激越好。作家编的小说投给一些报刊后,都被发表了。而且,有的报刊编辑还争先恐后地跟作家约稿,并打出“稿酬从优”的招牌。
  这样,作家的稿酬汇款单,便像天上的雪花一样飘来……作家很得意。
  作家就每天很专业地在家里靠电脑编故事。当然,作家也不是每天都编小说的,也有编不出来的时候。作家就走出门去,想听听哪儿又出了什么新鲜事儿,或者,哪儿又发生车祸了?按说发生车祸,跟作家的生活是不沾边的,可作家却对此很感兴趣。
  作家认为:之所以发生车祸,除了车的机件有问题,和司机本人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外,谁敢保证司机在出车祸之前,脑子里面没有“走私”呢?又是因为什么而“走私”的呢?莫不是昨天晚上去找小姐太过度了?或者是因为这司机正在路上行驶,两眼被路边花花绿绿的身影给迷住了,而精神恍惚才……就这样,作家凭大脑的想象和飞速运转后,一篇小说就写出来了,而且写得很刺激,并洋溢着被异性挑逗的味道。
  这就先把那些有名或无名的报刊编辑,从下到上给吸引住了——然后,便是“立即刊发此文!”
  作家也就大红大紫啦!
  作家在有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后,就有了新的想法了,也就看不上跟了他近十年的、还没怎么人老珠黄的老婆啦。于是,作家就提出离婚了。他老婆起先自然不愿离,心里对作家还有些舍不得呢。
  可作家有办法。这办法就是:先斩后奏地从外面领一个时髦女郎回来,就当着他老婆的面,跟那时髦女郎又搂抱又亲嘴啥的。
  作家还在跟时髦女郎做这些事时,故意冲在旁边看呆的老婆挤眉弄眼……作家老婆最终同意跟作家离婚了。不过,作家老婆向作家提出来要“三十万”的补偿条件。
  作家要不是作家呢!对老婆的要求便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作家老婆在拿到“三十万”后,也就被作家“扫地出门”了。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作家他们一直没要孩子。这样,作家就很自然地跟那时髦女郎同居了。
  在过了一段时间后,那个时髦女郎就不见了,作家又换了一个。作家换的这个,听说是读着他的那些小说长大的“文学女青年”。
  那个“文学女青年”有人见过,人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苗条。
  但在我想来,那个“文学女青年”不应该学搞什么文学创作,倒很适合去当“电影明星”什么的……不过,作家真的是很有钱。于是,就把那个“文学女青年”给打扮得很妖里妖气。不知那个“文学女青年”,现在还搞不搞真正的文学创作?或许她正在不分朝夕地跟作家学习着呢,也或许作家正在像培育一棵小树似的,在精心地辅导她哩吧?
  不知怎么,近来作家的稿酬汇款单接得少了,而退稿却多起来啦。作家就心里很生气,可也很茫然。作家开始想自己编的那些“故事”,是不是不再给人感官方面的刺激并过时了呢?为什么那些退他稿子的报刊编辑,也开始对他变得客气了?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以前他们对作家,都是毕恭毕敬的,还“称兄道弟”。
  既然是这样,现在作家就也瞧不起那些惹他心里不痛快的报刊编辑了:“妈的!一群见利忘义的小人……”
  再后来,作家寄出去的所有“大作”,便是都给退回来了。大概有的报刊编辑部怕作家真的是不明白,就干脆在退稿便条上写上:“以后,请寄内容健康的稿子来!”
  作家便大怒了:“我x你们的八辈祖宗!”
  后来,人们再也看不见跟着作家的那个“文学女青年”了。
  再后来,便是忽然一天,有一辆警车开来,说找作家。一会儿,作家就也跟着上了那辆警车,走了。有好长时间了,人们也不见作家回来。有人才说:“作家回不来啦,让法院给判了刑!”
  从此,作家也便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片片羽毛寄深情——回忆我和《海燕》的往事

时光荏苒,转眼间忠实离开我们已盈年将至。怀念忠实就不能不回眸他所走过的文学征途。而在探究他的文学之路时,就又不能不提及一个人,那便是人民作家赵树理。

文:张宜昌

赵树理同陈忠实并不相识,更无师传之缘,但陈忠实却是赵树理的一名私淑弟子,并因此而圆了他一生的文学梦。

舞文弄墨近40年,各种文学期刊从我的书房进进出出,少说也有千余,文学期刊没有多大保存和收藏价值,看过后,留一段时间,有的就卖了废纸,有的送了人。我现在保留的文学期刊大约还有300来本,都是零散的,唯有4套48册《海燕》是全年的、连号的,颇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主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中,有尽人皆知的“三巨头”,即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他们的文学思想、创作道路、生活方式和艺术追求都对后起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切的影响,其中就包括陈忠实。也许是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的相似所致,在陈忠实的创作道路上更多见柳青文学的钤印,于是,人们便自然认为柳青当为陈忠实的文学教父。这是事实,却也不尽然,因为在陈忠实的创作经历和文学道路上,赵树理的示范功能与榜样作用同样多有见诸。

前不久,我把部分《海燕》堆积一起,用手机拍了照,发在了朋友圈,引起网友的一片惊呼和点赞。《海燕》主编李皓先生亦在微信朋友圈留言,问我能否将48册《海燕》送给他。可是我实在舍不得割爱。那是《海燕》编辑部1981——1984年免费赠阅的。每本杂志都寄托着《海燕》编辑部对我的恩情,那上面不但有我的几篇作品,还浸润着编辑老师的心血,更是《海燕》编辑部扶持一名作者的实证。

周扬曾说:“赵树理文好人也好。”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文好与人好从来就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其最为典范的体现,就是与生活水乳交融,同人民心心相印,将文学创作当作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和为人民服务的切入点,在创作中不仅毫无个人功利可言,而且始终满含激情与深情,讴歌时代,礼赞生活,表现人民大众的创造才能与奉献精神。

这48本杂志在我心里就是《海燕》身上飘落的48片羽毛,每每翻看,都勾起我对30多年前的回忆。

是呀,人民群众在赵树理的心目中就是天,就是地,就是至上和至尊。他时时刻刻都在跟他们同甘共苦、休戚与共,为他们的生活着想,替他们的福祉谋划。当长篇小说《三里湾》行将脱稿之际,几家大牌出版社都来“抢”稿,但赵树理统统拒绝了,他郑重其事地把稿子交给了小小的通俗文艺出版社。有人不解地问:“这个出版社名气小、规格低、稿费少,为什么偏要把稿子送给他们出版呢?”赵树理莞尔笑道:“我不管这些,我只知道这个小出版社是专门面向广大群众的。冲这一点,我就决意要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送给它。至于稿酬高低,那更无所谓了,我倒是希望付给我的稿酬再低一些。因为稿酬低了,书的成本就低了。成本低了,书的定价也就相应地会更便宜些。这样一来,不就减轻了群众购书的经济负担么!”

那是农村生产队末年(1980年),我搞业余文学创作已经3年,这3年,只在文化馆的小报上发了一个“豆腐块”。我苦恋文学,文学却不待见我,投出的稿子逃脱不了两种命运:一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一是不尽退稿纷纷来。我心中那株文学小苗遇到了“卡脖子旱”。

没承想,赵树理的这一愿景不但惠及了广大读者,特别是他的广大农民朋友,而且还激发了一些农村青年的文学创作热情。此中,就有陈忠实。

那时候,市场已经开放了,社员们业余时间养猪养鸡跑城上集做小买卖,赚点零花钱补贴生活。而我把业余时间全用来垒字爬格子,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日子更加清汤寡水了。干写不发,屡投不中,折磨得我闹心闹肺,焦躁不安,生产队的活干不下去,做小买卖没心情,想罢笔又下不了决心。

生长在关中农村的陈忠实,世代都过着农耕生活,并多有生存之蹇与衣食之忧。特别是高考落第之后,陈忠实说,此生“除了当农民种庄稼,似乎别无选择。在这种别无选择的状况下,我选择了一条文学创作的路”。为什么会在失意和茫然之时选择文学创作之路呢?唯一的触媒和动因,就是赵树理和他那本在农村广泛流传的《三里湾》。这部长篇小说竟然是陈忠实平生所阅读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在此之前,他完全不知道文学为何物,更不要说当作家了。正是在阅读《三里湾》的兴奋和激动中,陈忠实怦然心动,豁然拿起笔,满怀期冀地写下他平生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陈忠实说:“我这一生的全部有幸和不幸,就是从阅读《三里湾》和这篇小说的写作开始的。”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2015年,业已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陈忠实,还深情地忆念道,在阅读《三里湾》后,“我随之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这时候的赵树理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我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时候,他是赵树理”。

10月中旬的一天,我正懒洋洋地和社员们一道割秋,堂兄到地里来找我,说是大连《海燕》来了两个人要见我。我一愣,心里又惊又喜又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两个月前,我从《辽宁日报》上知道了大连有一个《海燕》文学杂志,便冒懵投了一篇小说,没敢想能发表,只希望编辑在退稿时提点指导意见,没想到,《海燕》飞来了!

《桃园风波》虽然只是一篇四千字不到的短篇小说,但对于陈忠实一生的创作来说却极其重要。如若没有这篇小说的成功,或许陈忠实就不会走上文学之路。在写作这篇小说之前,作为中学生的陈忠实刚刚因为两首诗的作文作业而受到语文老师的劣评——“要自己独立写作”,就是说他的诗作大有抄袭之嫌。陈忠实懊恼至极,自卑至极,失落至极,“我已经做好了接受开除的思想准备。这样受罪的念书生活再加上屈辱,我已不再留恋”。

我一激动,撒腿就往村里跑。跑到大队部时,我已是气喘吁吁,我长长出了一口气,稳稳神走了进去。果然是大连《海燕》编辑部的,两个人一高一矮,50来岁的样子,都穿着半新不旧的涤卡制服。他们衣着整洁,举止优雅。语气亲切,态度和蔼,高个健壮的那位叫张琳,矮个的叫王正寅(后来才知道,张琳是主编,王正寅是小说编辑)。

然而就在陈忠实要与文学分道扬镳的时候,《桃园风波》给他的人生带来了转机。这篇小说深受赵树理的启发,写得真切、生动,故事腾挪起伏,人物栩栩如生,就连小说中的人名都颇具赵树理的风味。这篇小说同样是语文作业,却给陈忠实带来无限风光,不但受到老师的表扬,成为全市中学生的优秀作文,语文老师还亲自以正楷抄一遍,推荐给《延河》杂志发表。从此,陈忠实与文学结缘了,一步步地走上了作家的道路。他后来回忆道:那天,“走进教研室,见里面坐着两位老师,一男一女。车老师说,‘二两壶’‘钱串子’来了。两位老师看看我,哈哈笑了。我不知所以,脸上发烧”。原来,“‘二两壶’和‘钱串子’是《桃园风波》小说中两个人物的绰号。我当时顶崇拜赵树理,他小说的人物都有外号,极有趣,我就是记不住人物的名字而能记住外号,于是我也给我故事里的人物用上外号了”。陈忠实说:“我那时还不知道投稿,第一次听说了《延河》。多年以后,当我走进《延河》编辑部的大门并且在《延河》上发表作品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车老师曾为我抄写并投寄过的第一篇稿。”

“我们收到你的稿子,特意来看看你!”张琳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

文学创作是生活升华与感情燃烧的产物,它不易师传,但却极易感悟和濡化。几乎所有知名作家的创作道路都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在他们的成长与成名过程中,必定都会留下自己所崇拜的前代作家及其作品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并由此矢志难忘,他们心怀信念与快意地从事创作,成就一生的文学事业。赵树理之于陈忠实,就是这样。

每本杂志都寄托着《海燕》编辑部对我的恩情,因为在陈忠实的创作经历和文学道路上。两位老师不远千里到乡村去看一个无名作者,着实感动得我不知说什么才好。他们是从大连到沈阳又转到马三家火车站下车后,再徒步跋涉10里地来到我村的。那10里地是土路,赶上雨天,泥巴糊车陷脚。昨夜又下了雨,他们的裤脚、鞋帮残留着明显是刮过的泥渍。看着那泥渍,我心头淌过一股热流……

张琳提出到我家看看。我惊喜之余有些为难,早知这样,我该把家好好收拾一下。由于农忙,一天累的拽着猫尾巴上炕,那还顾得上收拾房间(那时村里人也没有刻意收拾房间的习惯)。家里造的“皮儿片儿”的,怎好让客人进门呐!我不想让尊贵的客人看到我窘迫的家庭状况。我说,咱就在这里说吧,我家太寒酸。张琳连说,“没关系,没关系”;王正寅也附和,“我们就是要看看底层作者的生活条件”。

我拗不过,只好不情愿地领着二位编辑老师来到了家。

两间稻草泥巴房,一圈儿秫秸障子做围墙——这是我家外景。

一柜,一箱,一把木椅,一个竹皮暖壶,凹凸不平的土炕上铺着一张破了相的炕席,炕席上糊着几块牛皮纸——这就是我“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的陋室。

屋地堆着土豆、麻袋、脸盆架等杂物,乱糟糟的插不下脚。我赶紧一番拾掇,又忙着倒水,找烟,还翻出包窝瓜子。此刻,我心里别提有多羞怯,多自卑,多尴尬了,真想钻进墙角的老鼠洞里。

张琳脱了鞋,盘腿坐在土炕上,王正寅坐在木椅上,我耷拉腿侧坐炕沿,拘谨地回答着两位编辑的问话。

他们分别询问了我的年龄、家庭人口、文化程度、收人情况、创作起因和目前的创作计划。我一一如实回答。这时我发现,两个老师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时而微点头,时而摇头,时而无声啧唇,那神情,那目光让我感到温暖,感到幸福,让我绷紧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

大约半个小时后,张琳终于说出了我最关心的,也是一直想问而没有勇气问的话,“你给我们的那篇小说基础不错,主题、立意都好,人物形象鲜明,我们准备刊用……”

天呐!此刻脑子里怎么一片空白?我的梦有了希望,应该是激动,怎么会是一片空白呢!张琳又问:“你手头还有没有写成的稿子,或者半成品稿子,可以给我们看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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