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不应于贾似道当之耳,真宗建造龙图阁收藏太

升沉不守瞬息事,人间白浪今如此。

高启《伍公祠》诗:

宋代皇宫内除了有专门的藏书处所与皇帝个人读书宴息的殿阁外,自真宗朝起,创设了为前朝去世的君主建置专门殿阁,收藏其御书、御制与诗文著作、书法手迹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教,身体力行,加强自身读书学习,勤于撰作,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出现了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非前代之所及的局面,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发展。 宋代宫廷藏书,即专门为皇帝与皇室成员建造藏书机构和处所,是宋代官方藏书的重要方面。宋代的皇室藏书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分布于禁中的专门藏书处所与皇帝个人读书宴息的殿阁;二是继位的君主为收藏已故的前一朝皇帝的御制御书及所撰诗文、书画手迹而专门建造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档案馆性质的殿阁。在北宋建造的殿阁中,同时藏有数量可观的其他各类图书。对于宋代皇室前一方面的藏书机构、处所与藏书情况,笔者已有专文介绍。本文是对宋代宫廷中后一方面的藏书的考述,以对宋代皇室藏书有一个较全面了解。 一、龙图阁 龙图阁是真宗为存放太宗御书、御集而下令建造的殿阁,开创了宋代为前朝君主专门建阁收藏其御书、御制的制度。 关于龙图阁的建造时间,《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五及《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均称大中祥符中,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条纪事:“诏三馆写四部书二本来上,一置禁中之龙图阁,一置后苑之太清楼,以备观览。”李焘注云:“此据本《志》,《实录》但云写一本置禁中,不及龙图阁也。《东京记》云大中祥符初建龙图阁。据此则咸平初,阁已建矣。”《玉海》卷一六三“咸平龙图阁”:“祥符初建龙图阁,以藏太宗御书。”但注云:“阁初建无岁月,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始御是阁,见于《国史》。”后又谓:“按《会要》大中祥符所造,以奉太宗御书,然自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已尝御是阁。”反驳甚是。《长编》亦明确记载真宗于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幸龙图阁,召近臣观太宗御书及古今名画”。《玉海》卷二七“御书目录”所载同。事实上,《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五、《文献通考·职官考八》、《宋史。职官志二》所载与此三书其他章节所记,多自相矛盾。如《文献通考·职官考八》“龙图阁学士·直学士·待制”条既谓“宋朝大中祥符中建龙图阁”,又称“直学士景德四年置”,“待制,景德元年置”。如龙图阁建于太中祥符初,何有先数年真宗召辅臣于龙图阁观书之事?又何有未建阁而先置龙图阁直学士、待制?故据《玉海》所引《国史》及《长编》所载咸平四年十一月真宗御龙图阁事,龙图阁当建成于咸平四年十一月前。 据《玉海》、《长编》所载,龙图阁建成后即藏以太宗御制御书。另《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十月己卯”条纪事亦载:“先是,上于龙图阁藏太宗御书。己卯,召近臣观之。上手执目录以示近臣,谓曰:‘先帝圣文神笔,朕集缀既久,至于题记时事,片幅半纸及书在屏扇或微损者,悉加装褙,已三千七百五十卷矣。’”此亦进而说明龙图阁早在咸平间已建成,并在建成不久即收藏太宗御书、御制3 750卷,还编有藏书目录。 尔后,龙图阁的藏书数量有了大幅增加。《长编》“景德二年四月戊戌”条纪事:“阁上藏太宗御书五千一百十五卷、轴,下设六阁:经典阁三千七百六十二卷,史传阁八百二十一卷,子书阁一万三百六十二卷,文集阁八千三十一卷,天文阁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图画阁一千四百二十一轴、卷、册。上曰:‘朕退朝之暇,无所用心,聚此图书以自娱耳。’” 宋太宗赵匡义和其兄赵匡胤一样,原是军伍出身,是后周禁军的一名中级军官,也是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他比赵匡胤更重文教,更重视读书学习。他曾对近臣说:“他无所爱,但喜读书。”“辰巳间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宋初他命大臣们所编的三部大书之一《太平总类》,足足有一千卷,太宗命令史馆每天进呈三卷,在一年中把它通读了一遍,是书因此改名为《太平御览》。太宗喜读书,也喜欢吟诗撰文,勤于著述。朝廷每有庆典及与臣下宴游欢娱,经常作诗赐予大臣,并命大臣们一起唱和。《宋史·艺文志》著录太宗著作有:《文明政化》10卷、《棋图》1卷、《太宗御集》120卷。又据《长编》卷二四载,太平兴国八年,太宗“撰《莲华心轮回文偈颂》十部二百五十卷,《回文图》十轴,示近臣”。另据《杨文公谈苑》记载:“太宗善飞白,其字大者方数尺,善书者皆伏其妙。又小草特工。”又说:“太宗善草、隶、行、八分、篆、飞白六体,皆极其妙,而草书尤奇绝。今上悉赂求编次,凡三十余卷。” 龙图阁除了收藏上述太宗的御制、御书、诗文著作、书法墨迹外,还藏有其他各类图书与书画、瑞物等。景德二年龙图阁建立不久,所藏图书、书画总数达到29 511卷。到了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三馆秘阁所藏外,又于后苑及龙图阁并留正本各及三万余卷”。 龙图阁有藏书目录,见上引《长编》等所载。《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著录有《龙图阁瑞物宝目·六阁书籍图画目》一卷,当时有印本颁降各地。龙图阁还有藏书印记,大中祥符二年三月铸,曰“龙图阁御书记”。龙图阁所藏图书不但数量多,校勘亦精。真宗曾不无夸耀地说:“龙图阁书屡经雠校,最为精详。”“朕求书备至,故奇书秘籍无隐焉。” 从以上有关典籍所载龙图阁的规模、藏书数量、质量来看,龙图阁在北宋皇室藏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太清楼同为皇宫中规模最大的藏书处所。太清楼位于后苑,龙图阁位于禁中君主日常处理朝政处,是真宗退朝之暇读书、休息、“自娱”之处。而且,自真宗朝起,龙图阁也成为君臣观书、宴饮、举行文化集会之地。 景德元年十月,置龙图阁待制;四年,置龙图阁直学士;后又于大中祥符三年置龙图阁学士。皆为侍从官等荣誉性带职名(元丰改制后为贴职名),不参与阁事,实际工作由内侍三人掌之。 二、天章阁 “天章阁在会庆殿西,龙图阁之北”,以收藏真宗御书、御制为主,真宗在世日就已建成。其建造过程《长编》卷九六有较详细的记载: (天禧四年十一月戊午)上御龙图阁,召近臣观圣制文论、歌诗。上曰:“朕听览之暇,以翰墨自娱,虽不足垂范,亦平生游心于此。”丁谓等言:“圣制广大,宜有宣布,请镂板以传不朽。”许之,遂宴于资政殿。庚申,内出圣制七百二十二卷示辅臣。壬戌,宰臣等言:“圣制已约分部帙,望令雕板摹印,颁赐馆阁,及道释经藏名山胜境。仍命内臣规度禁中严净之所,别创殿阁缄藏。”诏可。寻于龙图阁后修筑,命入内都知张景宗、副都知邓守恩管勾,是为天 章阁。 透过《长编》这段委婉记述中君臣心照不宣的对话,可以清楚地看到,天章阁的建造完全是宋真宗直接授意,而宰执大臣们心领神会,投其所好。所以,天章阁也是宋代唯一由皇帝生前建造、命名,收藏本朝君主御制、御书的殿阁。在天章阁的筹建、建造过程中,真宗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与关心。就在天禧四年十一月决定建造天章阁以后数日,真宗“出御制文草及赐中宫诗手书等示宰相。命宰相都大管勾新修天章阁,张景言、邓守恩等提点之”。接着,又以“天章阁兴功”,分别于当年十二月乙巳与次年正月乙亥,宴辅臣、近臣于龙图阁、承明殿。天禧五年二月“癸酉,幸天章阁,观上梁,宴从臣,赐物有差”。由于真宗的亲自过问,天章阁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于天禧五年三月戊戌即竣工建成。真宗又迫不及待地于两天后“令两街僧道具威仪,教坊作乐,奉真宗御集、御书白玉清昭应宫安于阁”,并赐宴阁下。 真宗生前就授意臣下建造天章阁收藏自己的御制、御书与其他图书,固然与其好大喜功、标榜自己有关,但综观真宗一生,在政治上虽无建树,并为了使其父太宗篡夺帝位与自己的继承皇位合法化,符合天意,还亲自导演了天书下降的闹剧。不过其在位期间,进一步推行太祖、太宗开创的重文政策,重视图书业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于三馆之外,首创在禁中建造龙图阁,收藏太宗御制、制书、诗文墨迹和经史子集等其他各种图书,并扩大了太清楼的藏书,使龙图阁和太清楼成为与三馆有同等地位的皇室最大的藏书机构及处所。真宗本人亦重文好学,喜欢读书。他尝谓近臣日:“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简编,素所耽玩。”对此,不少宋代史籍都有关于真宗读书、讲经读史的记述。如宋人江少虞所编《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引述有关真宗读书著述的记载就有整整一卷,达三十余条。甚至在他外出巡行途中,也撰述不辍。据《湘山野录》记载:“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后苑,宣示御制《太清楼聚书记》、《朝拜诸陵因幸西京记》、《西京内东门弹丸壁记》,皆新制也。笑谓近臣曰:‘虽不至精优,却尽是朕亲撰,不假手于人。’”而《青箱杂记》卷三记载说: 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故有御制《看尚书诗》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复有御制《读史记》三首,《读前汉书》三首,《读后汉书》三首,《读三国志》三首,《读晋书》三首,《读宋书》二首,《读陈书》二首,《读魏书》三首,《读北齐书》一首,《读后周书》三首,《读隋书》三首,《读唐书》三首,《读五代梁史》三首,《读五代后唐史》三首,《读五代晋史》二首,《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 另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一一记载,天禧五年二月,修天章阁功毕,四月时,阁中真宗著作计有: 辅臣集《御制》三百卷,凡《颂铭碑文》十八卷、《赞》八卷、《诗》三十七卷,赐中宫《歌诗手书》七卷,赐皇太子《歌诗箴述》五卷、《龙图阁歌诗》四卷、《西凉殿歌诗》一卷、《清景书事诗》二卷、《宜圣殿四园歌诗》三卷、《读经史诗》四卷、《维城集》三卷、《奉道诗》十卷、《岁时新咏》五卷、《歌》十五卷、《词》四卷、《乐章》一卷、《乐府集》三卷、《乐府新词》二卷、《论述》十卷、《序》八卷、《箴》七条各一卷、《记文》三卷、《祭文挽歌词》一卷、《书》十卷、《正说》十卷、《承华要略》二十卷、《静居集》三卷、《法音集》七卷、《玉宸集》五卷、《春秋要言》五卷、《试进士题目》一卷、《密表》、《密词》六十九卷;又有《玉京集》三十卷、《授时要录》二十四卷;又取至道元年四月讫大中祥符岁,中书、枢密院时政记、史馆日历、起居注善美之事,录为《圣政记》,凡一百五十卷。并命工镂板人以御书石本为九十编。 《宋史·艺文志》著录真宗著作有:《奉神述》1卷,《正说》10卷、《承华要略》20卷,《汴水发愿文》1卷,《授时要录》12卷,《真宗御集2300卷、《目》10卷、《御集》150卷。 以上所引多种记载,说明真宗确实勤于著述,且都为本人亲撰。故《青箱杂记》称真宗“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确不为过。 另外,真宗尤喜收藏图书,自谓“在东宫时,唯以聚书为急,其间亡逸者多方搜求,颇有所得”。而作为听政后偃息之处的玉宸殿,景德四年时,真宗收藏的图书,不包括小说他书,唯正经正史屡校定者就达八千余卷,“其后,群书增及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御书又七百五十三卷”。故天章阁是宋代各阁中仅次于龙图阁的另一重要的专藏皇帝御书、御制与其他图书的宫廷藏书处所。尤其是天章阁还藏有皇家的符瑞宝玩、太祖与太宗的御容画像,更使其具有特殊地位。 天禧五年,天章阁建成之次年二月,真宗就去世了。后仁宗与大臣们多次去天章阁观书,谒太祖、太宗御容,观瑞物。而在天章阁接见大臣,向大臣问御边大略、军政要事,成为对大臣们最高规格的待遇。如庆历三年九月,仁宗为支持范仲淹、富弼等推行新政,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对此,南宋人岳珂(1183——1234)有一段鲜为人注意的叙述: 及考典故,庆历三年九月三日召辅臣,天章阁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及观瑞物。熙宁五年九月辛亥,编排三司帐案所言太宗尹开封日,移牒三司,有御笔见存,诏送天章阁。元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书言录事孟述古编排诸房文字,得英宗藩邸转官六件文字,诏送天章阁。元丰八年六月十三日,诏延安郡王閤旌节择日移置天章阁。崇宁元年三月丁巳,自天章阁迁哲宗神御于景灵西宫宝庆殿,又更其殿曰重光。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诏天章阁崇奉祖宗神御,诸色人并不许抽差。夫西清列阁均以奉祖宗,而天章正居其次,太宗御笔当藏龙图,英皇告敕当附宝文,凡皆置之。于是阁神御之在禁中,自有钦先孝思殿,纵复为原庙,亦当在首阁。瑞物已藏龙图,而今天章亦有之。哲宗初嗣位,藏奉藩邸旌节,当是时已有三阁,而摘取其中一阁而特藏焉……前乎此对群臣率在龙图,自庆历而后多开天章。仁宗之问边事,神宗之议官制,皆在焉。 天章阁初未建官,仁宗天圣八年十月,始置待制;景祐四年三月,增置侍讲;庆历七年又置学士、直学士。 三、宝文阁 宝文阁在天章阁的西序,群玉殿、芯珠殿之北,旧日寿昌阁,仁宗庆历元年改为宝文阁。仁宗在位时,宝文阁已是禁中一重要的藏书处所。嘉祐间,曾因欧阳修奏,补写秘阁太宗御览书籍,“遂诏龙图、天章、宝文阁、太清楼管勾内臣,检所阙书录上,于门下省补写”。其地位已并列于龙图阁、天章阁、太清楼之间。仁宗听政之余,常在宝文阁挥毫泼墨并与皇室成员、近侍大臣诗文酬唱。如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召辅臣、近侍、皇子、驸马等在龙图阁、天章阁观祖宗御书后,“又幸宝文阁,为飞白书,分赐从臣,下逮馆阁。作《观书诗》,韩琦等属和。遂宴群玉殿, 传诏学士王珪撰诗序,刊石于阁”。而仅过了三天,“庚子,再会于天章阁观瑞物”。所以,宝文阁在仁宗生前就已有,但它不是为藏仁宗御制、御书而特地建造的,而是由旧寿昌阁改名而成。 史载,仁宗也是一位重文好学的皇帝。在听政、读书之余,仁宗作诗、撰文,著述颇丰。宋代自太宗朝起,“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常作诗赐之,累朝因以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赐诗尤多”。当然,这些赐诗不都是仁宗所作,但大部分赐诗当是仁宗亲作。 《宋史·艺文志》著录仁宗著作有:《明堂新曲谱》1卷、《景祐乐髓新经》1卷、《审乐要记》2卷,《宝元天人祥异书》10卷,《洪范政鉴》12卷,《攻守图术》3卷、《神武秘略》10卷、《行军环珠》1部、《四路兽守约束》1部,《仁宗御集》100卷、《目录》3卷。 仁宗亦好书法。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载:“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翫好,唯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渑水燕谈》卷九亦谓:“仁宗天纵多能,尤精书学,凡宫殿门观,多帝飞白题榜,勋贤神道,率赐篆螭首。” 嘉祐八年四月,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即“以仁宗御书藏宝文阁,命翰林学士王珪撰记立石”。于是,宝文阁就正式成为专藏仁宗御制、御书、书法墨迹的皇室藏书机构。 英宗在位前后不到五年,在此期间,宝文阁未设官职。治平四年一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是年始置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并将英宗御制、御书附藏于宝文阁。元丰八年,神宗去世,直到元符元年,十余年后,才确定建造收藏其御制、御书的殿阁,即显谟阁。在这之前,神宗御制、御书亦收藏在宝文阁。 四、显谟阁 显谟阁,专藏神宗御制、御书。宋神宗死后多年,一直未建阁收藏其御制、御书。据《长编》卷四三四记载,元祐四年十月戊申,在神宗去世五年半以后,受命编次神宗御集的翰林学士苏辙上奏称,神宗御制文集凡著录935篇,为90卷,目录5卷,请求建阁收藏。苏辙在奏疏中说:“臣窃见祖宗御集皆于西清建重屋,号龙图、天章阁、宝文阁,以藏其书,为不朽之训。又别刻板模印,遍赐贵近,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时由旧党太皇太后高氏听政的朝廷,对苏辙的奏请未予采纳,仅下诏将神宗“御集于宝文阁收藏”,“更不别建阁”。距苏辙奏请后九年,元符元年二月丙申,大臣邓洵仁再次奏请为神宗建阁,时已亲政的哲宗立即采纳了邓洵仁的意见,“诏令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每员各撰阁名五名以闻”。两个月后的四月丙申,正式“诏建阁藏神宗皇帝御集,以显谟为名”。 综上所述,由于神宗在位期间,支持王安石等新党推行新政,在旧党支持者太皇太后高氏听政期间,否定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到对神宗在位时的政策、政绩的评价,联系《神宗实录》几经反复重修,对已形成制度、为前朝君主建造专藏御制、御书的殿阁,在其去世十几年后才建成,证明在建造殿阁时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宋史·神宗本纪一》称神宗“天性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这虽然是封建社会史家对君主常用的一般性赞誉,但《宋史·神宗本纪》结尾《赞》中,对其用王安石为相,推行变法大不以为然,而对其读书论经史却大加称颂,可见神宗继承了前朝各帝好学重文的传统。就如神宗在政治上虽然不采纳司马光的意见,但对其编修《资治通鉴》却十分支持,允许他借阅三馆所藏图书,还特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中皇室的藏书。并“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引者按:神宗当太子时居处)旧书二千四百卷”。这同时说明,神宗当太子时就喜欢收藏图书。《宋史·艺文志》集部著录《神宗御笔手诏》21卷、《御集》160卷。 显谟阁建立后,久未设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显谟阁改名为“熙明阁”,置学士、直学士、待制,其序位在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下。崇宁元年,恢复原名。 五、徽猷阁 哲宗去世两年多后,徽宗崇宁元年十二月十六日,诏实录院编修哲宗御书。崇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书成,共100册,凡2057篇。大观元年二月、四月,又两次下诏重加编纂删定,成693篇,30册。赵士炜辑《中兴馆阁书目》著录有《哲宗御书》前后集27卷,《前集》政事18卷、文辞1卷,《后集》文辞1卷、政事7卷。《宋史·艺文志》集部著录《哲宗御制》前后集共27卷。 在哲宗御集编定之次年,大观二年二月十三日,徽宗下诏建阁以藏哲宗御制、御集,以“在《诗》有之‘君子有徽猷’,是为论德之美,而观道之成,于是乎在。其哲宗皇帝御集,建阁以徽猷为名”。如前龙图阁等例,置学士、直学士、待制。政和六年九月,增置直徽猷阁。 六、敷文阁 宋徽宗赵估是宋代最为昏庸的君主之一,但多才多艺,在诗词、书画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徽宗一生留下了数量十分可观的著作。《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黄钟征角调》二卷,《宣和殿记》一卷、《嵩山崇福记》一卷、《太清楼特宴记》一卷、《筠庄纵鹤宣和阁记》一卷、《宴延福宫承平殿记》一卷、《明堂记》一卷、《艮岳记》一卷,《老子解》二卷、《天真示现记》三卷,《徽宗御制崇观宸奎集》一卷、《宫词》一卷。 绍兴八年南宋定都临安后,加快了原作为行宫的皇宫建设,恢复北宋在禁中建阁收藏前朝君主御制、御书的制度。在此之前,多次下诏号召朝野臣民踊跃进献图书,收集到不少前朝的《实录》、《会要》、《国史》及其他图书,包括徽宗的御书笔札。如绍兴三年正月,访知“湖州管下故执政林摅家有道君皇帝御书”,“令本州守臣劝诱献纳”;当年五月一日,承奉郎林俨又上徽宗御书、御画、御笔札答共七轴。绍兴十年,徽宗的御制、御集编集完成。于是,是年五月十一日,“诏特建阁,以敷文为名,置学士以下官”。此后,对徽宗御书、御札又广加收集。绍兴二十四年,实录院重新编类徽宗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先“权奉安于天章阁”,后藏于敷文阁和秘阁。集中“凡诗百五十有五、词二百、赋一、序十有二、记十、碑四、策问九、文七、乐章三、挽词二十有七、杂文十有五、《诗解》九、《论语解》二、《道德经解》八、《南华真经解》八、《冲虚至德真经解》十有二、《广济经》十、《经录科仪》二、政事手札千五百五十、边机手札二百四十有四”,比前绍兴十年所编御集在内容和数量上都有了增加。 七、绍兴重建天章等阁 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几经流离颠沛,绍兴八年终定都临安。在此前后,着手建造皇宫及各司机构。为恢复在宫中建阁收藏前朝君主御书、御制的制度。绍兴六年三月丁酉,高宗“诏于皇城内修盖天章阁,以奉祖宗神御。后以亲征,未及行”。此后,恢复建造北宋诸阁之事也就搁 置下来。原天章阁所藏各帝御容、瑞物由大臣专门护卫,凡高宗所幸处必择地安奉,恭称日“天章阁神御”。如绍兴元年十一月,“诏天章阁祖宗神御二十四位,权于临安府院奉安,朔望节序酌献供飨一分而已”。又如绍兴十年三月“壬寅,奉安徽宗皇帝、显恭皇后、显肃皇后神御于天章阁西之神御殿”。这里的天章阁都是指当时恭奉原北宋天章阁祖宗神御的临时殿阁。正式恢复建造天章诸阁是在绍兴二十四年。《要录》卷一六七载,绍兴二十四年九月“乙亥,诏建天章等六阁”。记载十分简单,也未列六阁具体阁名。而《咸淳临安志》卷二《行在所录二·宫阙二》祖宗诸阁所记较为具体: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龙图阁、真宗皇帝天章阁、仁宗皇帝宝文阁、神宗皇帝显谟阁、哲宗皇帝徽猷阁、徽宗皇帝敷文阁……祖宗诸阁皆以藏御制御书图籍宝瑞等,惟天章阁自东京时以奉列圣御容。中兴以来,驾所幸处必择地安奉,恭称日天章阁神御。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始讨论制度,重建天章一阁,而诸阁所藏皆在其中,自龙图至[敷]文之阁凡二十四字合为一扁。 据此,绍兴二十四年所建太宗龙图阁至徽宗[敷]文阁在内北宋六阁,实为一阁,故阁之匾额“二十四字合为一扁”。由于天章阁恭奉祖宗神御的特殊地位,遂总称为天章阁。需要指出的是,六阁中虽然包括敷文阁,但敷文阁是徽宗死后高宗遵祖宗遗制,于绍兴十年五月十一日专门“诏特建阁,以敷文为名,置学土以下官”。而北宋建造过的另五阁,由于阁中的御书御制与原藏的大量图书多已不存,故五阁只是名义上的恢复重建。另,以上诸阁各帝与徽宗都是北宋东都时的“祖宗”,把敷文阁与天章等五阁建于一处,合为一匾,也就在情理之中。 南宋时,为徽宗建敷文阁后,自高宗以下至理宗所建各阁有:高宗焕章阁、孝宗华文阁、光宗宝谟阁、理宗显文阁、宁宗宝章阁,都建在天章阁内,然虽有阁名,实际却无专门的殿阁。“天章、龙图、宝文、显猷、徽猷、敷文、焕章、华文、宝谟九阁,实天章一阁”。且南宋五帝之阁,与北宋在东京所建诸帝之阁不同,仅收藏各帝御制、御书,很少收藏其他图书。限于篇幅,兹省略不述。 度宗去世后不到五年,元灭宋,故度宗及以后几个短命皇帝都未建阁收藏其御制御书。 综上所述,自宋太宗去世,真宗建造龙图阁收藏太宗的御制御书、诗文墨迹起,建造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作为一项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宋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教,高度重视图书典籍与档案材料的收藏。联系宋代官方、私家、书院、寺观等其他方面的藏书,充分证明宋代在中国古代藏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就这项制度而言,北宋更为健全,除了太祖、英宗未建阁(按:太祖去世后,太宗朝尚未设立此制度;英宗在位则不到五年),真宗天章阁是其生前命令建造外,不但各帝去世后都为其建立单独的殿阁,收藏其御制御书、诗文手迹,而且还收藏其他图书、书画。南宋则合各帝诸阁于一处,仅收藏本人的御书、御制、诗文墨迹。 宋代创立的这一制度,也反映出宋代各朝皇帝在重视文教、推行文治政策的同时,重视自身读书学习,普遍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也勤于撰作。正是在最高统治者的这种身体力行的影响下,出现了如《宋史·艺文志序》中所指出的现象:“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絫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使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顶峰。

海神罢舞回腰窄,天地有身存不得。

钱塘一臂鞭雷走,龛赭双颐巽雪飞。

鹿苑草长文殊死,狮子随人吼祗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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檐月沉怀暖,江峰入坐寒。暮鸦惊炬火,飞去破烟岚。

魂压怒涛翻白浪,剑埋冤血起腥风。

徐渭《三茅观观潮》诗:

灯火满江风雨急,素车白马相君归。

高会集黄冠,琳宫夜坐阑。梅芳成蕊易,雪谢作花难。

举族何辜同刈草,后人却苦论鞭尸。

白日高高惨不光,冷虹随身萦城隍。

我来无限伤心事,尽在吴山烟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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