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田娣书信的封皮,获得周豫山教导与扶持的西

详细情况我也不好多问,我就尽量地陪他们玩着,使他们高兴。

直接的痛苦表达只此一次。萧红在10月29日发出的信中,不再直白地表达哀痛,而是克制地、文学化地流露出内心的悲伤:

经牛汉披露的萧军的这一说法,受到一些萧红研究者的强烈质疑,认为其中包含了“非常诡异的逻辑”,“近乎荒谬”。在他们看来,萧军公开写入《鲁迅注释》一书的说法,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远比他与朋友私下的随口所谈要真实可靠。况且这番私下谈话还是出自朋友多年之后的转述,这就更难免存在记忆的误差或意思的出入。

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

她和刘军先生对我们都很客气。在我们搬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里住下后,寓所里就时常有他俩的足迹。到的时候,有时是手里拿着一包黑面包及俄国香肠之类的东西。有一回而且挟来一包油腻腻的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只烧鸭的骨头,大约是从菜馆里带来的;于是忙着配黄芽菜来烧汤,谈谈吃吃,也还有趣。萧红先生因为是东北人,做饺子,有特别的技巧,又快又好,从不会煮起来漏穿肉馅。其他像吃烧鹅时配用的两层薄薄的饽饽,她做的也很好。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相当合适的家庭,使萧红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会弄得很体贴的。

十八日,终日喘着。

周治平 - 风花雪月作品集一

萧军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从上海发往北京给萧红的信

这段话满载了鲁迅逝世带给萧红的巨大悲痛和无限思念,同时也折现出当日家宴上的鲁迅,对即将远行的萧红,有着怎样一种真切的关爱、由衷的牵挂和细微的体贴。

军:

针对萧红这动情的倾诉,萧军写下了“注释”:“‘许女士’是许广平先生,她和萧红感情是很好的,常常在一起‘秘’谈,大概许先生把她的人生经历和遭遇全和萧红谈过了,因此她们是彼此较多有所理解的。”同样,在许广平笔下,也有对萧红充满暖意的描述和异常痛切的追怀:

因为《萧红书简》是一部并不完整的书信集,所以我们没办法从中知道鲁迅逝世后萧红个人心迹的完整表达。但可以看出,从那以后,萧红一方面因各种因素想到鲁迅,另一方面更加关心痛苦中的许广平的状况。10月24日所发的信中,萧红写道: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鲁迅先生活时“在枕头上边睡着了”,死后则是“他休息了”,这是萧红的叙述法,含着感情,呈现着别样的诗意和愿望。毫无疑问,以萧红和萧军年轻时的境遇,身无分文却到上海闯荡,与鲁迅的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萧军在萧红“第三封信”的“注释”中说过:“回忆我们将到上海时,虽然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但是还有我们两人在一道,同时鲁迅先生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写给我们一封信,在精神上是并不寂寞的。而如今只有她一个人孤悬在海外的异国,这难怪她是要哭的!”可见当时即使还未谋面,鲁迅对他们的精神支撑作用。

……

“平日里”的鲁迅先生家里是什么情形?《回忆鲁迅先生》曾这样写道:

图片 1

十九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萧红书信的信封

现在他已经是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虽然在三个月前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是坐在藤椅上,而且说:“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茶坊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

不过,从萧红1936年7月到达日本东京,直到9月与萧军的多次通信中,并没有直接提到鲁迅许广平,而她心中的那份惦念是可以感知到的。比如1936年10月13日发出的信中,萧红有点无端地联想到了鲁迅:“在电影上我看到了北四川路,我也看到了施高塔路,[那]一刻我的心是忑[忐]忑不安的。我想到了病老而且又在奔波里的人了。”萧军在“注释”里说,“这‘奔波里的人’是指的鲁迅先生”。在10月20日所发的信中,萧红还在信的末尾问道:“报上说是L.来这里了?”萧军在此信的“注释”里感叹道:“这封信是十月二十日发的,她还不知道鲁迅先生在十月十九日就逝世了。这期间心情可能随着病情的好转也好了起来,开始布置起自己的环境,这是可喜的现象,但她不知道将要有最大的、最沉痛的悲哀在等待来袭击她了!——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接下来便有了萧红10月21日、24日、29日发出的信里对鲁迅逝世的悲痛表达。

读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现代小说里的“拆解补充”的叙事方法并不神秘,当一件事情足够复杂,当事人又都有相应的话语水平时,简单的故事很容易借助这种叙事法趋于复杂。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萧红展开的“东北作家群”成员之间的情感故事,因此变得微妙复杂,跌宕起伏。同时我也意识到,对同一故事的不同叙述,最出彩的不是对故事“补充”使之完整,而是“拆解”使之更加扑朔迷离。

萧红旅日究竟为何不给鲁迅写信

“但他的爱人,留给谁了呢?”

由此可见,萧红和许广平都把对方视为朋友和知己,彼此都抱有一种爱与关切,她们的关系总体上是和谐融洽的。不过,这种和谐融洽的关系似乎也一度出现过意外的起伏波折。从史料留下的线索看,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萧军的情感出轨把萧红推入了巨大的痛苦与烦恼之中,她需要倾诉与理解,也期待释放和安慰,而当年萧红在上海无亲无故,能够给她提供这些的,只有鲁迅和许广平。于是,她频繁出现于鲁迅家中,把这里当成了心灵的避难所和情感的修复地。然而,这时的鲁宅偏偏也处在“非常时期”——鲁迅病重,无法多见包括萧红在内的朋友或客人。而作为女主人的许广平,既要照顾病人,又要料理家务,还要操心年幼的公子海婴,其繁忙和劳累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她还要不断接待情绪低落、心事重重的萧红,虽然理智上不乏体谅与同情,但内心深处还是会生出一些不情愿和不耐烦。她觉得萧红不怎么通情达理,不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相反还忙中添乱。关于当时的情况,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一文里,留下了尽管委婉但仍然明确的表述:

萧红离开上海独自去了日本,长达数月却未致鲁迅一信,据季红真女士《萧红传》记述:“萧红离开上海的时候,与萧军相约,为了免去鲁迅复信的辛劳,减轻他负担,都不给先生写信。但看到熟悉的景物,萧红又触景生情。”然而,鲁迅可能并不知道两位青年的苦心,他曾在10月5日致信茅盾时说道:“萧红一去之后,并未给我一信,通信地址;近闻已将回沪,然亦不知其详,所以来意不能转达也。”这里的“来意”是指《文学》杂志向萧红约稿,鲁迅故有“不能转达”的表述。另据季红真描述,萧红曾在10月21日时见日本报纸上有关于鲁迅的报道,其中提到过“逝世”“损失”“陨星”之类的字词,她很紧张,向女房东求证,对方则给了“‘逝世’是从鲁迅的口中谈过去的事情,自然不用惊慌”的回答,要她“不要神经质了”的劝慰。但从同日寄给萧军的信中描述“画册”的证据可知,萧红至少已经预感到鲁迅逝世的不幸了。

有一次许先生在楼梯口迎着我,还是和我诉苦了。

她可能在报上得知了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了吧?也许还不知道。不过,在信中又有这样的话:“前些日子我还买了一本画册打算送给L.。但现在这画只得留着自己来看了……”从“自己来看”又似乎她已知道了。

其实,围绕萧红到日本后未给鲁迅写信一事,萧军还留下了另外一种说法。

“我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

我不知道萧红女士在香港埋葬的地方有没有变动,我也没法子去看望一下。我们来往见面差不多三四年,她死了到现在也差不多三四年了,不能相抵,却是相成,在世界上少了一个友朋,在我生命的记录簿上就多加几页黑纸。

“他休息了”,这样一句平淡的讲述,却是一次沉重的记录,同书信中“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的“明知故问”异曲同工。

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走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发热,害了一场病。我们一直没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人也死了,没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只不过是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的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去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联着的。

许女士也是命苦的人,小时候就死去了父母,她读书的时候,也是勉强挣扎着读的,她为人家做过家庭教师,还在课余替人家抄写过什么纸张,她被传染了猩红热的时候是在朋友的父亲家里养好的。这可见她过去的孤零,可是现在又孤零了。孩子还小,还不能懂得母亲,既然住得很近,你可替我多跑两趟。别的朋友也可约同他们经常到她家去玩。L.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是接受下来了,但他的爱人,留给谁了呢?

古 耜

这几天,火上得不小,嘴唇又全烧破了。其实一个人的死是必然的,但知道那道理是道理,情感上就总不行。我们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了。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安慰着两个飘泊的灵魂……写到这里鼻子就酸了。

“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之后她就去忙她的事了。

“是的,‘注释’到这里我的鼻子也酸了!”在回忆了自己听到鲁迅逝世的噩耗、在鲁迅的遗体旁痛哭、接待无数哀悼者们的情景后,萧军感叹道:“想不到‘奴隶社’当时的三个小‘奴隶’,竟夭亡了两个!如今只余我这一个老‘奴隶’,尽管经过了多少刀兵水火,雷轰电击,百炼千锤,饥寒穷困……终于还能存活下来,而且到了七十一岁,这也可以告慰于‘在天之灵’了。”

首先,萧军的“另一种说法”虽系牛汉转述,但合情合理,足以自洽。在萧军的记忆中,牛汉登门组稿以及彼此重建联系,是在1978年9月14日。在此之前,萧军已开始整理注释自己保存下来的鲁迅和萧红书信,并写成了《鲁迅注释》前言的初稿。此后,萧军与牛汉成了相互信任、可以深谈的朋友,萧军注释鲁迅、萧红书信的文稿,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刊发于牛汉主持的《新文学史料》,当年曾经影响广泛。照此情况推测,牛汉应该早就读过《鲁迅注释》的前言,自然也清楚萧军关于萧红赴日未给鲁迅写信一事所作的公开解释。而他在私下里仍然要问萧军,显然是觉得萧军的公开解释有些敷衍和牵强,甚至很可能隐去了什么。而萧军在一个不存在任何利害干扰的私下语境里,面对好友和同道旨在求实的询问,是不需要也没有理由虚与委蛇的。因此,他的私下言谈很自然地修正了自己的公开表达,从而道出了事情真相。当然,从事理来看,萧军告知牛汉的情况,应当得自于萧红。至于萧红的说法本身是否可靠,萧军并没有涉及。同时,也是极重要的,萧军的“另一种说法”明确告诉牛汉:“不写信”只是萧红和鲁迅之间的“商定”,萧军本人并不曾参与其中。换句话说,当年暂别上海之时,萧军根本就不存在不给鲁迅写信的说法和想法。既然如此,那么,萧军到青岛后给鲁迅写信,就变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前面说过的萧军在写信问题上出现的言与行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不复存在。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萧军的“另一种说法”确实带有明显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关于周先生的死,二十一日的报上,我就渺渺茫茫知道一点,但我不相信自己是对的,我跑去问了那唯一的熟人,她说:“你是不懂日本文的,你看错了。”我很希望是看错,所以很安心地回来了,虽然去的时候是流着眼泪。

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张中国报上清清楚楚登着他的照片,而且是那么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经常都遇到萧红在下面,F悄悄的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先生亲自来引我到大厅里,并且低声地对我说:

萧红与许广平,虽未必是今日之所谓“闺蜜”,内心的相通却是无疑的。骆宾基在回忆萧红的文章里曾提到过许广平《追忆萧红》一文中的话:“萧红先生是自身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见她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

萧红与鲁迅的特殊友情在当时的文坛上广为人知,向萧红约稿纪念鲁迅的报刊不在少数,而萧红似乎很难从失去亲人般的痛苦中回到书桌上。11月9日信中说道:“关于回忆L.一类的文章,一时写不出,不是文章难作,倒是情绪方面难以处理。本来是活人,强要说他死了!一这么想,就非常难过。”“强要说他死了”,正是“他休息了”“睡到哪里去了”的直白表达。萧红经常会问到许广平的近况,同一信中有言:“许,她还关心别人?她自己就够使人关心的了。”而萧军在此信的“注释”中也提到“许广平先生每次见到我,总要问及萧红的情况,我转告给她”。对萧红不愿立刻写下回忆鲁迅的文章,他也理解为是欲哭无泪之下“甚至感到文章和笔全是无用的,浪费的,笨拙的”。

萧红一去以后,并未给我一信,通知地址;近闻已将回沪,然亦不知其详,所以来意不能转达也。

我没有研究萧红的学术基础,因为她和鲁迅的特殊交往,对其人其事其作也有过一点关注。我读《萧红书简》,所持的就是完全的读者心态加一点角度特殊的关注。

1978年,曾受胡风案牵连的“七月”派诗人牛汉平反复出,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杂志的主编。为了组织新文学的亲历者撰写回忆性稿件,他和20多年前即已相识的萧军重新建立起联系。大抵因为彼此有相近的命运和体验,他们很快成为可以深度交心、无话不谈的朋友。在此期间,牛汉曾不止一次地同萧军谈起过萧红,并带着某种疑惑和不解,问起过旅日的萧红为何不给鲁迅写信一事,萧军当即作了回答。对于当时的谈话情况和主要内容,2008年,牛汉在向何启治、李晋西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一书时,曾有过记忆清晰的追述:

…………

鲁迅先生逝世后,萧红女士想到叫人设法安慰我,但是她死了我向甚么地方去安慰呢?不但没法安慰,连一封值得纪念的信也毁了,因为我不敢存留任何人的信。

信中谈及鲁迅的地方令人感动。以二萧与鲁迅之间的交往和友情,鲁迅逝世的消息不可谓不重大,但信中的表达却非通常的感情表达,这正是作家书信的可看处。1936年10月21日,鲁迅逝世的第三天,萧红从东京寄信给上海的萧军,信中说:“前些日子我还买了一本画册打算送给L.。但现在这画只得留着自己来看了。”连萧军都在得信后疑问,写信时的萧红是否已经知道了鲁迅逝世的消息?即使在1978年9月7日写下的“注释”里,萧军仍然不能确定:

1936年春夏之交,得到鲁迅教诲与提携的东北女作家萧红,已在海上文坛站稳了脚跟,但接下来爱人萧军一再情感出轨,又使她陷入极度的烦恼与苦闷。为了让彼此都冷静下来,整理一下杂乱的内心,萧红和萧军商量,决定接受朋友的建议,暂时分开一段时间,萧红去日本,萧军去青岛,一年之后再到上海聚会。对于“二萧”之间出现的情感裂痕,鲁迅自然看得出来,但因为这属于他人的私生活,外人不宜过多介入,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是尽可能地提供长者的劝解和抚慰。

萧红在11月19日所发的信中,对《鲁迅全集》编辑出版事宜表示关切:“关于周先生的全集,能不能很快的集起来呢?我想中国人集中国人的文章总比日本集他的方便,这里,在十一月里他的全集就要出版,这真可配[佩]服。我想找胡、聂、黄诸人,立刻就商量起来。”可见萧红对鲁迅的怀念之情。信的末尾,她同时不忘许广平:“许君处,替我问候。”这个月的24日,萧红在信中又说:“许的信,还没写,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怕目的是想安慰她,相反的又要引起她的悲哀来。你见着她家的那两个老娘姨也说我问她们好。”她之前不给鲁迅写信是怕干扰他,现在没有去信许广平,则是担心触动哀伤。这是女性的细腻,也是女性的敏感,更是亲人间的相知。

旅日的萧红为什么不给鲁迅写信?对于这个问题,萧红本人不曾留下任何文字信息,后来做出相关解释的是萧军。1978年春,历经劫难后迎来命运转机的萧军,开始撰写《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一书,在该书的《前言》里,萧军这样写道:

萧军在此信的“注释”中表达了同样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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