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亚体育网页版庆王与李鸿章此来,李鸿章说

冠亚体育网页版,行在办事,还是如在京时的规制,慈禧太后仍是一早召见军机。见了王文韶,慈禧太后又伤感,又安慰,温语慰问,谈到北来途中的苦况,君臣相对雪涕,把眼圈都哭红了。 王文韶是七月二十二黎明出京的,虽只晚得两宫一天,却带来了许多重要的消息,慈禧太后最关心的当然是大内。 “大内是日本兵看守。听说因为日本也是皇国的缘故,所以很敬重中国的皇宫,没有进去骚扰。” “这话靠得住吗?”慈禧太后惊喜地问。 “臣听好些人这么说。想来不假。” “那倒难得。”慈禧太后深感安慰,而且激起了希望,觉得局势犹有可为,想了一下问道:“荣禄呢?在不在京里?” “听说是往良乡这一带走的。”王文韶答说:“大概是到保定去了。” “李鸿章呢?可有消息没有?” “还是在上海。” “如今自然是要讲和了!既然讲和,越快越好。”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该怎么着手?” “回皇太后的话,”刚毅答说:“奴才的意思,除了催李鸿章赶紧进京以外,眼前不妨责成荣禄、徐桐……。” “徐桐死了!”王文韶插了一句嘴。 这一下打断了刚毅的话,慈禧太后急忙问说:“徐桐是怎么死的?” 王文韶一向圆滑,不喜道人短处,此时却有些忍不住了,“徐桐是悬梁自尽的!总算殉了国。”他说:“不过,徐桐的儿子徐承煜真是枭獍。臣听人说,徐桐本来命徐承煜一起上吊,父子同殉,那知徐承煜将老父送上了圈套,还抽掉了垫脚的凳子,然后自己悄悄儿溜掉。那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徐承煜落在日本兵手里,如今关在顺天府衙门。” 慈禧太后长叹无语,刚毅、赵舒翘则不无兔死狐悲之感。君臣默然半晌,仍是慈禧太后强打精神,计议国事,接续未完的话题,决定一面命李鸿章立即筹商办法,向各国转圜,一面命荣禄与英国公使直接商谈,如何讲和。 谈和当然要条件。从出京以来,慈禧太后虽在颠沛流离之中,仍念念不忘此事,心口相商,已打算了好几遍了。赔兵费,当然是免不了的,如需割地,必得力争,争不过亦只好忍痛。最使她为难的是惩凶。罪魁祸首是载漪、载勋、徐桐、刚毅、赵舒翘、李秉衡、毓贤等人,固已成公论,但她自问,又何能卸责?如果自己惩办祸首,则追究责任,到头来“训政”之局,便将不保,倘或不办,洋人必以为无悔祸之意,讲和更难。此中的关系委曲,唯有荣禄能够了解,而眼前则只有王文韶还可以谈一谈。 因此,这天中午又独召王文韶入对,为了优礼老臣,更为了让重听的老臣能听得清她的话,特意吩咐,站着回奏好了。 “王文韶,”慈禧太后提高了声音说:“你是三朝老臣,国家到此地步,你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好。” 王文韶侧着听力较好的左耳,屏息听完慈禧太后的话,一时摸不清她的用意,只得答一声:“是!臣赶来了,就是跟皇太后、皇上来共患难的。” “对了!”慈禧太后欣慰地说,“也必得你们几个存着这样的心,才能挽回大局。”她停了一下又问:“你第一次进总署是什么时候?” 王文韶想了一下答说:“是光绪四年八月里。” “二十二年了!”慈禧太后说:“记得这一次回总署是前年六月里。” “是!” “你对洋务也很熟悉,看看各国公使对讲和是怎么一个意思?” “各国公使倒还好。”王文韶说:“上次皇太后慈命,馈赠各国公使瓜果食物,人非草木,他们也是知情的。”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喜动颜色,“是啊!我也是留了余地的。”她说:“我也是早就看出来,义和团已经不足用了,无奈那些人象吃错了药似的,成天歪着脖子瞪着眼,连我都认不得了。这里面,我的难处,外面不知道,你是在内廷行走的,总该看得出来。” “是,臣都看到了。” “我担心的是,各国不明我中国的情形,只以为凡事都是我作主。其实,凡有大事,我总是找大家商量,这一次宣战,不也连叫了三次‘大起’吗?” “是!”王文韶已懂得她的意思了,莫让洋人归罪“无辜”,想了一下答说:“臣的意思,朝廷没有表示,也不大妥当。” “大局闹得如此之糟,”皇帝突然插了一句嘴:“对百姓总要有个交代!” 此言一出,慈禧太后的脸色变了!王文韶却不曾听明白,因为皇帝的声音低,他又站得比较远。不过从神色看,可以猜到皇帝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 “皇上的意思,”慈禧太后为他转述那句“不中听”的话:“大局闹成这个样,京城都失守了,说对百姓要有个交代。王文韶,你说,该怎么交代?” 这一问,不难回答:“无非下罪己诏!”王文韶应声而答。 不动听的话,立刻变成动听了,慈禧太后心里大感轻松,但不便表示意见,只问:“皇帝,听见王文韶的话了吧!” “是!”皇帝咬一咬牙,毅然决然地说:“总是儿子的过错。” 这一下,慈禧太后更不便说什么了,只跟王文韶商议:“皇上也觉得应该下这么一道上谕。你看,应该怎么措词呢?” 王文韶想了一下答说:“总要委婉声明不得已的苦衷。至于细节,臣此时亦无从回奏,要回去细细琢磨。” “对了!这个稿子怕要你亲自动笔。” “是!臣一回去,马上就动手。” “好!你要多费心思。”慈禧太后沉吟了一下又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局坏到如此,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错,果然大小臣工,实心实力,念念不忘朝廷,也就不至于有今天的艰难了。” “是!”王文韶答说:“皇太后这一层训示,臣一定叙进去。” 慈禧太后点点头,转脸问说:“皇帝有什么要交代王文韶的?” 皇帝想了一下说:“刘坤一……。” “王文韶,”慈禧太后打断他的话说:“你站过去,听皇上跟你交代。” 等王文韶到了身边,皇帝略略提高了声音说:“刘坤一、张之洞曾经奏过,沿海沿江各地,照商约,保护洋人,应该照办。各省教民,地方官要加意保护。” “是!”王文韶停了一下,看看两宫皆无别话,便即说道: “臣听说皇太后、皇上打算巡幸太原,似乎不妥。” “喔,”慈禧太后问:“怎么呢?” “毓贤在山西,杀洋人、杀教民,手段狠毒,怕洋军不饶他,会派兵到山西,惊了乘舆。”王文韶答说:“不但太原遭了浩劫,其他还有大同、朔州、五台、榆次、汾州、平定、徐沟各县,洋人跟教民死的也不少。以臣测度,各国联军,怕会进兵山西。” 慈禧太后为之发愣,好半晌才问:“不到太原,又到那里去呢?” 这一问将王文韶问住了,不过他赋性圆滑,从不做推车撞壁的事,想了一下,从容答道:“乘舆所驻,就目前来说,自以太原为宜。倘或讲和讲得顺利,皇太后、皇上回銮也方便。如今要筹划的是,怎么样让洋人不至于往山西这面来。” “对了!必得往这条路子上去想,才是正办。”慈禧太后说:“井陉是山西通京城的要路,必得多派人马把守。” “是!”王文韶答说:“这是一定的。此外,臣以为不妨下一道上谕,说暂驻太原,这样缓急之际,再挪别处,就不至于惊扰人心了。” “这个主意好!”慈禧太后很坦率地说:“预先留个退步,免得看起来是让洋人撵得无路可走,面子上好看些。” “可是,”皇帝插进来问了一句:“除了太原,还有什么地方好去?” “西安啊!”慈禧太后毫不思索地答说:“关中自古帝王之都,有潼关天险,不怕洋人撵了来,只要朝廷能照常办事,不怕洋人的威胁,讲和也就容易多了。” “是!皇太后高瞻远瞩,看得透彻。不过,洋人恐怕放不过毓贤。” “放不过的,岂止毓贤一个?”慈禧太后略略将声音放低些:“王文韶,你倒想,这是什么时候?自己都还没有站稳脚步,能讲纪纲吗?” “是,是!”王文韶连声答应,不由得就想,怪不得慈禧太后能独掌大权数十年,胸中确有丘壑。 “王文韶,国家危难的时候,全靠老成。所以,我一定要你赶了来,让你吃这一趟辛苦,实在也是万不得已。如今荣禄还不知道在那里,就算有了下落,怕也要让他留京办事。行在军机处,你要多费点心!” “臣尽力而为,决不敢丝毫推诿。” “不是说你推诿,是要你多拿主意。”慈禧太后又说:“我听说你在京的时候,遇事退让,以后可不必象从前那样子谦虚了!你记着我的话,放在心里好了!” 最后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非常明显的,刚毅与赵舒翘获罪,是迟早间事,荣禄留京,礼王与启秀未曾随扈,则行在军机处总有一天,只剩下自己独挑大梁。 意会到此,恐惧不胜之感,多于帘眷优隆的喜悦。王文韶在心里说:“一条老命,怕要送在太原或者西安了。” ※※※ 到得第三天,吴永大为着急了。两宫及王公大臣的供应难支,犹在其次,各处溃散的士兵,越来越多,由于有马玉昆的支持,军纪倒还能维持,但食物已有匮乏之势。两天来,乡人如赶集般进城来卖粮、卖菜、卖用百物的,接连不断,城门口拥挤不堪,到得这天,大为减少,显然的,存货出清,无物可卖了。 眼看供应难周,而慈禧太后却并无启跸的意思,吴永焦急不堪,只有到军机处去诉苦。王文韶颇为深沉,声色不动; 赵舒翘已窥出端倪,如俗话所说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不敢多事为吴永出什么主意;倒是刚毅有担当,慨然说道:“回头我替你面奏”。 到得午后,有了好消息,两宫决定次日启驾。接着,由军机处来了一纸通知:“本日奉上谕:吴永着办理前路粮台。”初承恩命,不免惊喜交集,可是静下心来细细一想,才发觉这个差使干不得! 于是吴永赶到军机处,先向王、刚、赵三人恭恭敬敬地行了礼,方始开口:“三位大人,不是吴永意图推诿,从来大驾巡幸,没有派县官为粮台的先例……。” “渔川!”保荐吴永这任差使的刚毅,挥手打断他的话说:“军机处的廷寄,直接发给县官,亦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什么时候?只要事情办通,还讲什么仪制!” “就因为事情办不通。”吴永答说:“第一、此去一路荒凉,拳匪溃兵骚扰,只怕地方官早就躲开了。就能找得到,市面萧条,士绅四散,要粮没有粮,要钱没有钱,我这个前路粮台的责任担不起。第二、大驾起行,我如果扈驾随行,地方善后,无人负责,散兵游勇,目无法纪,教我职司民牧的怎么对得起怀来的百姓。” “这你倒不用愁!”王文韶说:“跟马玉昆商量,让他留一营人在这里镇压,不就没事了?” “对了!”刚毅接口说道:“至于办前路粮台,实在非明敏练达如足下不可,时世艰难,上头也知道的,稍有不到之处,决不会有什么责备。渔川,你勉为其难吧!” 众口一词,劝慰勉励,吴永无法,只得硬着头皮,挑起这副千斤重担。当天料理了启跸诸事,又处理了县政与家务,扰攘终宵,等黎明跪送两宫以后,随即上马打前站。 第一站就是明英宗蒙尘之处的土木堡,此地象榆林堡一样,本是一个驿站,这时不仅驿马无存,驿丞逃得不知去向,而且堡内人烟断绝,两宫中午到此打尖,连茶水亦无着落。 正在焦急无计之际,幸好宣化府派了人来接驾,备有食物,吴永如释重负,匆匆交代过后,赶到二十里外的沙城去准备两宫驻跸。 沙城仍是怀来县的辖区,驻有巡检,吴永前一天已派了人来通知,选定一处俗称“东大寺”的古刹为行宫。部署粗定,大驾已到。送入东大寺后,连日劳顿,几无宁时的吴永,已近乎瘫痪,连上马的气力都没有了。 “老爷,”他的跟班吴厚劝说:“不管怎么样,先歇一歇再说,病倒了,可是件不得了的事。” 这话让吴永悚然一惊。果真病倒了,不但无医无药,而且还不能不力疾从公,即令性命能保,差使一定干不好。与其如此,则不如拚着受一顿责备,先找个地方将养一阵,好歹等精神稍稍恢复了再作道理。 于是找了一座破庙,吴厚将马褥子卸了下来,在庙内避风之处铺好,让吴永半坐半躺地休息。那知门外的一匹马泄露了行踪,不多一会,随扈的各色人等都赶了来找吴永,要这,要那,吵闹不休。 就这时候,又来了一群士兵,为首的自道是武卫左军,问吴永要粮饷之外,还要马料。 “你们看见的,土木堡空空如也,那里来的粮饷马料?” “你是粮台,干什么的?”为首的那人横眉怒目地说,“快想法子!说空话没有用。” “快想法子!快、快!”另外有人在催,而且将手里的刀一扬,大有威吓之意。 吴永本就积着满腹的怨愤,经此一激,百脉偾张,将胸一挺,厉声说道:“你们都是国家每年糜费大把饷银养着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朝,那知道洋人一到,吓得不战而溃,以至于圣驾蒙尘,惨不可言!你们不想想自己的罪孽,到今日之下,还是这副鱼肉百姓的态度!我奉旨办粮只有一天,刚刚赶到这里,什么都没有布置,那里来的粮饷马料?性命,倒有一条,随你们怎么处置好了!” 说到这里,连日所受的气恼、委屈,以及种种可耻可痛的见闻,一起涌到心头,不觉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这一哭身子就软了,扑倒在地,只觉得哭得越响,心里越舒服,泪如泉涌,自己都奇怪,一个人何能蓄积如许泪水。哭得力竭声嘶,渐成抽噎,只听吴厚在喊:“老爷、老爷! 不要太伤心!” 吴永收泪张目,入眼便有清凉之感,太监、王府护卫、士兵、京官等等一大群人走得一个不剩了。 “人呢?” “都让老爷这一哭,吓跑了。” 这是意料不到之事。吴永茫然半晌,渐渐能集中思虑了,心里在想,此刻虽以一哭解围,而来日大难,身无一文之饷,手无一旅之兵,何以为计? 想来想去想到一个人。岑春煊手里有五万饷银,如果肯借出来,可以暂救眉急,而且他还有步队骑兵,弹压散兵游勇,绰绰有余。看此人性情虽然褊急,但总是伉爽任侠一路的人物,一定可以商量得通。 吴永的盘算要想见诸事实,必得面奏允准。经过这两天的阅历,对于宫门的规矩,已颇了解,知道此时要见慈禧太后,非先经御前大臣这一关不可。因而直奔东大寺,找到了庄亲王载勋,说有事面奏太后,请他带领。 载勋亦不问他要面奏的是什么事?只说:“明儿不行吗?” “是!很急的事。” 载勋不再多问,派人进去通报,不一会,李莲英从角门中出来,讶异地低声问道:“这时候还要请起吗?” “喏,是他!”载勋指着吴永说:“有很急的事,要面奏。” “既然一定要见,我就上去回。” 去不多久,另有个太监来“叫起”,载勋带着吴永进了角门,遥遥望见慈禧太后捧着水烟袋,站在大雄宝殿正廊上等候。于是疾趋上面,载勋请个安说:“吴永有事面奏。”接着站起身来,回头说道:“你说!” 吴永先行礼,后陈奏:“臣蒙恩派为前路粮台,应竭犬马之劳,不过臣是知县,品级太低,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饷,在体制上诸多不便。就是发放官军粮饷,行文发布告,亦有许多为难之处。现在甘肃藩司岑春煊,率领马步各营,随驾北行。该藩司官职较高,向各省催饷,用平行的公事,易于措词。可否仰恳明降谕旨,派岑春煊督办粮台。臣请改作会办,所有行宫一切事务,臣就可以专力伺候,不致耽误了紧要差使。” 慈禧太后不即发话,吸着水烟沉吟了好一会才开口:“你这个主意很好!明天早晨就有旨意。”接着又说:“载勋,你先下去。” “是!”载勋跪了安,扬长而去。 “吴永,”慈禧太后很亲切地说:“这一趟差使,真难为你,办得很好。你很忠心,过几天我有恩典。对于外面的情形,我很知道,皇帝亦没有什么脾气。差使如此为难,断断不至于有所挑剔。你尽管放心,不必着急。” 这番温语慰谕,体贴苦衷,不同泛泛。吴永想到王公大臣,下至伕役,从无一个人说这一句见情的话,相形之下,越觉得慈禧太后相待之厚,不由得感激涕零,取下大帽子,“冬冬”地在青石板地上碰了几个响头。 “你的厨子周福,手艺很不坏,刚才吃的拉面很好,炒肉丝亦很入味。我想带着他一路走,不知道你肯不肯放他?” 这亦是慈禧太后一种笼络的手段,吴永当然脸上飞金,大为得意。不过,有件事却不免令吴永觉得不是味道,周福赏了六品顶戴,在御膳房当差,而吴永这个知县,不过七品官儿。 得兴一齐来!再有件事,不但使吴永大扫其兴,而且深为失悔,自己是做得太鲁莽了。 这件鲁莽之事,就是保荐岑春煊督办粮台。首先岑春煊本人就“恩将仇报”,在东大寺山门口遇见吴永,他很生气地怨责:“多谢你的抬举。拿这么个破沙锅往我头上套!让我无缘无故受累。” 说完,跨马而去,留下一个愕然不知所对的吴永在那里发愣。 “渔川兄,上谕下来了,以后要请老兄多指教。” 吴永转脸一看,是新交的一个朋友俞启元。此人是湖南巡抚俞廉之的儿子,而俞廉之是刚毅的门生,以此渊源,所以本来在京当司官的俞启元,随扈出关以来,一直跟在刚毅左右。此刻听他的话,不知意何所指?吴永只有拱拱手,含含糊糊答道:“好说!好说!” “渔川兄!”俞启元递过一张纸来:“恐怕你还未看到上谕!” 接来一看,上谕写的是:“派岑春煊督办前路粮台,吴永、俞启元均着会办前路粮台。” 吴永恍然大悟。俞启元这个会办,必是刚毅所保,彼此成了同事,所以他才有“多指教”的话。便即答说:“好极、好极!以后要请老兄多多指点。说实在的,我在仕途上的阅历很浅,只不过对人一片诚意而已。” “老兄的品格才具,佩服之至。不过,既然成了同事,而且这个差使很难办,彼此休戚有关,我很放肆,有一句话,率直奉劝:‘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吴永心中一动,“承教,承教!”他紧接着问:“老兄的话,必是有感而发?” “是!”俞启元看一看左右,放低了声音说:“听说岑云阶跟你发了一顿脾气。你道你真的以为是你给他扣了一个破沙锅。非也!只是觉得他是藩司,你是县官,耻于为你所荐,更怕你自恃督办是你所保,心里先存了个轻视他的念头,不服调度,所以倒打一耙,来个下马威!” “原来如此!”吴永失声说道:“这不是遇见‘中山狼’了吗?” “反正遇事留心就是。” 吴永失悔不已,怏怏上道。到了宣化府的鸡鸣驿,王文韶派人来请,一见了面,便沉下脸来,大声责备:“你保岑云阶当督办,事先也要跟我们商量、商量,居然就进宫面奏了! 你是不是觉得军机是多余的?” 吴永一听这话,大为惶恐,急忙分辩:“吴永错了!不过决不敢如此狂妄,连军机都不尊重。” “这也不去说它了。我只告诉你,此人苗性尚未退净,如何能干此正事?将来不知道会闹出多少笑话来!你自己受累,是你自己引鬼进门,以后有什么麻烦,你不要来找我,我决不过问!” 王文韶为人圆滑平和,此刻竟这样子大发雷霆,足以想见对岑春煊的深恶痛绝。吴永转念到此,才真正体认到自己干了一件不但荒唐,而且窝囊的事,无端得罪了执政,而被保荐的岑春煊,犹复恶声相向,这不太冤了吗? 不过,帘眷优隆,却是方兴未艾,一到宣化府就奉到上谕:“吴永着以知府留于本省候补,先换顶戴。”七品县令一跃而为五品黄堂,总算可以稍酬连日的受气受累。 ※※※ 京里最先挺身出来斡旋大局的,是总理衙门的总办章京舒文,他是镶黄旗的汉军,在总理衙门的资格最深,与总税务司赫德是知交,所以在联军破城的第二天,就有接触。赫德告诉他说,各国公使都在找庆王,希望他出面谈和。 庆王已经随两宫出奔了。口外的消息不通,不知如何找他,就找到了,庆王不奉上谕,又何敢擅自回京,与洋人议和?凡此都是一时不能破除的窒碍。 不过,无论如何舒文的行动是自由的,而且他的在东四牌楼九条胡同的住宅,已有日本兵自动前来站岗保护,因此,幸而未曾受辱被害的吏部尚书敬信、工部尚书裕德、侍郎那桐,都投奔在舒宅。最后又找到了卸任顺天府尹陈夔龙,一起商量,先打听到庆王因病留在怀来,随即公议,联衔具奏,请饬令庆王回京议和,许以便宜行事。 “这样说法不妥。”陈夔龙指出:“各国公使指名以庆王为交涉对手,万一两宫不谅,庆王处于嫌疑之地,不便自行陈请。岂非误了大事?” 然则如何措词呢?陈夔龙以为不如据情奏请钦派亲信大臣,会同庆王来京开议。大家都听从他的主意,而且推他主稿,同时多方找大臣联名会衔,结果是由东阁大学士昆冈领衔,依次为刑部尚书崇礼、裕德、敬信、宗室博善及阿克丹、那桐,殿后的是唯一的汉大臣陈夔龙。 奏折备妥,由吏部郎中朴寿专程赴怀来投递。由于陈夔龙与庆王关系密切,所以另外附了一封信,说明原委,并建议处置办法,请庆王派专差将原折赍送行在,守候批复。 此时两宫已经到了大同,正要启銮驻跸太原,接到八大臣会衔的奏折,慈禧太后大感欣慰,召见军机,即时作了三个决定:第一、派庆王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毋庸再赴行在;第二、廷寄总税务司赫德,内附发李鸿章即日到京议和的上谕一道,命赫德商请洋人兵轮,专送上海;第三、荣禄已有奏折,退驻保定,再图恢复,改派昆冈,至陈夔龙等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同时吩咐,给庆王的上谕,派载澜专送怀来。 等廷寄办妥,慈禧太后将载澜找了来,有话交代:“你跟奕劻说,要他吃这一趟辛苦,也是没法子的事!他两个女孩子跟在我身边很好,他不必惦念,京里现在还很乱,你把载振接了来,也省得他不放心!” “是!”载澜答说:“奴才一定把载振接了来。” 载振是庆王的长子。慈禧太后此举,表面是体恤庆王,其实是防着他会出卖她,所以把载振带在身边,作为人质。 庆王当然懂得其中的作用,冷笑一声说道:“哼!这位老太太,还跟我耍这种手腕!何苦?” “话不是这么说,庆叔!”载澜的神色,极其郑重:“洋人如果有什么要惩凶的话,你可千万不能松口!” “你放心好了!我到京里,只管维持市面,议和的事,等李少荃到京再谈。” 因此,庆王一进京,会同留京八大臣,在北城广化寺见面时,开宗明义地表示:“谈和等全权李大臣来,目前先谈安定人心。” “是!”说得一口极好的中国话的赫德答说:“凡是能够为百姓效劳的,鹭宾一定极力去办。”鹭宾是赫德自取的别号。 “筱石,”庆王转脸对陈夔龙说:“你把商量好的几件事说一说。” 事先议定,向联军提出的要求,一共两条:开放各城门,以便四乡粮食蔬菜,照常进城;各国军队不得强占民房,更不得奸淫掳掠。赫德一口答应,不过也提出了一个警告。 “北京城内,有各国军队驻扎,治安无虞,可是近畿各州县,听说还有义和团勾结土匪、溃卒,胡作非为。各国对这种情形,啧有烦言。这件事,希望中国地方官能够切实负责,否则外国派兵清剿,玉石俱焚,我亦帮不上忙了。” “我知道了!”庆王很负责地说:“我通知顺天府各属,一律设防自卫。” 接着谈了些劫后见闻感慨,赫德告辞而去。庆王随即叮嘱陈夔龙,将这天会议的情形,专折驰报行在。 “有件事,我想可以加个附片。”昆冈说道:“徐荫轩以身殉国,从容就义,应该附奏请恤!” “办不到!”庆王勃然变色,拍着桌子,象吵架似地答复昆冈:“徐桐可惜死得太晚了!他要早死几天,何至有徐小云论斩之事?” 接着,庆王将当时如何会同荣禄,约请徐桐与崇绮想救徐用仪,如何崇绮已经同意,而徐桐峻拒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 “徐小云一条命,实在是送在此人手里的,倘使小云不死,今天跟洋人交涉,岂不是多一把好手?”庆王再一次拍桌表示决心:“徐桐死了活该,我不能代他出奏请恤!” 昆冈没有想到碰这么大一个钉子,虽觉难堪,无可申辩,好在经过这次大劫,衣冠扫地,脸皮也变得厚了,一笑自解,揖别各散。 ※※※ 从八月初十起,庆王等于做了皇帝,里里外外,事无大小都听他一言而决。当然,头等大事,是与各国修好,所以连日拜会各国公使,一则慰问致歉,联络感情,二则探听各国对议和的态度。 首先拜会的是英国公使窦纳乐。由于赫德的斡旋,英国的态度比较平和,而且作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说西班牙虽未派军,但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是驻华外交团的领袖,不妨多下点工夫。庆王欣然接纳,当天就办了一通照会致送葛络干,请求协力维持北京地面的秩序。 其次拜会日本公使西德二郎。这次联军进攻,日本军最起劲,攻得也最狠,但破京以后,军纪却是第一,不但保护了紫禁城,就是分段而守,在日本防区的居民,亦比较少受骚扰。因此,庆王见了西德二郎,首先致谢,然后表示在议和时,希望日本格外协力。 西德二郎提出两点建议,认为中国政府能够自己下令肃清近畿的义和团,同时惩办祸首,表现悔祸的诚意,和议的条件就比较好谈。 惩办祸首几乎是各国一致的要求,尤以德国最为坚持,断然表示,必须先惩办罪魁,方能开议。那种说一不二,绝无还价余地的强硬态度,使得庆王大为不安,回到府里,立即召集幕僚会议。 “这一次因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戕,所以各国推德国派将官挂帅,德皇派的是老帅瓦德西,如今正在东来途中。”舒文提出警告:“京城已破,而联军统帅尚未到达,一到以后,是不是另外还有作战计划,就很难说了。是故,德国的态度,非常要紧,能够乘瓦德西未到之面,先走一着棋,对缓和大局,很有关系。我看,王爷应该据实奏闻。” 此议一出,无不首肯。但庆王还在踌躇,结果是议而不决。等舒文等人辞去以后,他将陈夔龙单独留了下来,密密商酌。 “筱石,有件事,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上头对我的猜忌极深,走错一步,身家不保。你看,惩办祸首的话,我能说不能说?” 当然不能说。说了,即使慈禧太后谅解,载漪兄弟及载勋等人,亦必恨之刺骨,设法倾陷。不过,不说又于大局有害。陈夔龙想了一会,有了计较。 “惩办祸首,理所当然,谁都可以说,不必王爷上奏。” “话是不错。可是总亦要有人肯说,尤其是要明说,此为各国的公意。” “容易!容易!”陈夔龙的方法说穿了无足为奇,只要庆王分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在告知到京与各国公使洽谈的经过中,透露出都希望中国政府自动严惩祸首的意向,就一定会有人向朝廷提出建议。 其实,不必庆王电告,李鸿章已经有了这样的建议,而惩凶不过是他进京议和的条件之一。六月二十五李鸿章到达上海,虽托病不愿北上,暗中已在多方活动,一方面探测各国的意向,一方面直接与驻德的吕海寰、驻俄的杨儒等“星使”,电报往来,力谋疏解。李鸿章自恃与俄国的关系很深,又看俄国正进兵东三省,在关内的商务、侨民方面的利害关系不深,所以定下一个在东三省让步,换取俄国在北京自动撤兵的策略,以便要求其他各国,照样办理。这一策略在李鸿章看,是议和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眉目,他觉得“跳火坑”亦是白跳。 六月二十五日以来,随着俄国军队陷瑷珲、取营口、攻入黑龙江省城,李鸿章换取俄国在关内让步的策略,亦渐次实现。俄国不但承诺,愿将军队、公使、侨民由北京撤至天津,而且接受李鸿章的请托,代为劝告德皇,同意自北京撤军。到了这个地步,李鸿章才开始考虑北上的行期。 而在事先,李鸿章单独电奏,请惩办祸首以外,又会同刘坤一、张之洞合奏,说俄国表示善意,应该致谢。同时建议责成直隶总督剿匪;派奕劻、荣禄进京会议;下罪己诏;最后转述日军方面希望,请两宫回京。 罪己诏是早就下过了,是王文韶的手笔,皇帝自责并责臣下之外,并无一语归咎于慈禧太后及亲贵。自行剿匪一节,亦可照办,已责成护理直隶总督的藩司廷雍,认真办理。此外各节,“亦当照请施行,惟事有次第,不得不略分先后”。这是暗示,惩凶一节的时机尚未成熟。李鸿章当然亦能谅解,两宫还在道路流离之中,何能办此大事?起码亦要到了太原,让“行在”有了朝廷的样子,才谈得到追究责任,整饬纪纲。如今有此表示,便见诚意,所以李鸿章决定过了中秋,由海道北上。 八月二十一动身,二十六到天津,沿途安全,都由俄国军队负责,而就在这半个月中,东三省的俄军又攻陷了吉林省城与奉天的牛庄。黑龙江将军,早在八月初俄军攻入齐齐哈尔时,便已自杀。这些情形,刚到太原的两宫,毫无所闻,李鸿章虽然知道,却紧闭着嘴,不敢作声。 在京城里,地方秩序自然是一天比一天有起色,可是各国公使与联军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反而越来越强硬,并且众口一词,说慈禧太后与皇帝应该早早回銮,对和议有益。 “这是什么意思?”慈禧太后问王文韶:“各国军队都还占着京城,怎么能回銮?” 王文韶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不了解各国的用意,还是装糊涂?反正他觉得这是万不能说破的一件事。两宫回京,各国便可以请求觐见皇帝为名,迫使慈禧太后归政,这在德国外交部对吕海寰的谈话中,表现得最为露骨。德国外交部表示,议和固以惩凶为前提,还要看两宫的大权已否旁落。如已旁落,则所派的议和代表,德国不能承认。这看起来象是怀疑两宫已为载漪等人所挟持,身不由主,而实际上是指皇帝的大权,落在慈禧太后手中。 因此,尽管庆王、李鸿章、各省督抚,甚至昆冈等留京办事大臣,纷纷吁请回銮,而行在不是避而不谈,便是以京师“城门街道,此时仍由洋兵看管”为理由,认为“遽请回銮,于事体未为妥协”。 见此光景,李鸿章知道回銮一事,不必再谈,可是惩处祸首,却必须做到。所以在天津发了一道电奏:“请致谢俄国,优恤德使,惩处祸首,冀早开议停战。” 于是闰八月初二,太原发了三道上谕,两道明发,一道是:“德国驻京使臣克林德前被兵戕害,业经降旨,深为惋惜。因思该臣驻华以来,办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协,朕追念之余,倍更轸悼。着赐祭一坛,派大学士昆冈,即日前往奠醊。灵柩回国时,并着南北洋大臣,妥为照料。抵本国时,着再赐祭一坛,派户部右侍郎吕海寰前往奠醊。用示朕笃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 另一道便是中外瞩目的“惩处祸首”。说中外开衅,变出非常,实非朝廷本意。致祸之由,“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乘舆播迁。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责,而诸王大臣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 被处的一共九个人。领头的是庄亲王载勋,其次是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滢、载濂,这四个作一起,“均着革去爵职。” 下来是端郡王载漪,特加“从宽”字样,处分一共三项: 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停俸。 再轻一等的是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最后是刚毅与赵舒翘,交吏部议处。 另外一道廷寄,专为答复李鸿章:“所奏各节,本日均已照办,分别降旨。该大学士接奉此旨,着即日进京开议,勿再迟延。”可是李鸿章仍然逗留在天津,主要的是联军统帅瓦德西,即将抵达,李鸿章在德国跟他见过,虽无深交,总有见面之情,所以在天津等候着,想先尽一尽地主之谊。 其次,李鸿章决定在天津接直隶总督的任,先将兵权抓在手里再说。 瓦德西是闰八月初四到天津的。这位六十八岁的老将,是个尚未结婚的老光棍,当过德国的总参谋长,具备做首相的资格,而且跟李鸿章一样,也是伯爵。地位相等,且为八国联军的统帅,当然决不可能先去拜访李鸿章,而李鸿章为了维持个人的威望,亦不便自己登门求教。因此,只是侧面设法,托人暗示瓦德西,邀李鸿章一晤。谁知瓦德西个性严峻,而且东来之前,曾奉有德皇的命令,须以严厉态度对待中国政府,因而置之不理。 看看事已无望,李鸿章只好打点进京。闰八月十八到了京里,以贤良寺为公馆,跟庆王见过面,随即传见总税务司赫德,由他陪着,遍访各国公使。回到行辕,随即发了一个电报,请将招致大乱的诸王大臣,从严治罪,不可随往行在。电奏中明白指出,这是各国公使一致的意见,倘不见听,不独和议难开,联军亦有西犯的可能。 其时两宫行驾,已过山西闻喜,将抵临晋。随扈的军机大臣中,刚毅自知是罪魁祸首,忧悔交加,复以旅途劳顿,已染病在身。前几天接到京里的电报,说各国公使对原在保定,奉派参与和议的荣禄,因为围攻使馆的武卫军就是他的部下,所以表示“不予接待保护”,等于拒绝他进京。待荣禄尚且如此,对祸首之恨之切骨,可想而知,以致病情添了几分。 如今李鸿章的电报,成了刚毅的催命符,在闻喜病势陡然加重。王文韶奏明慈禧太后,准他折回太原养病,但到得曲沃的候鸟镇,已经不能再上路了,延到闰八月二十五,一命呜呼。 就在这一天,两宫渡过风陵渡,进了潼关。慈禧太后将庄王载勋留在河东蒲州,端王载漪留在潼关,不准随往西安。同时电知奕劻及李鸿章,对肇祸王大臣应如何加重处分,不妨密拟具奏,以凭定夺。 也就是在这一天,保定为法英德意联军所占领,设立联军公所,组织军法处,逮捕了藩司廷雍、臬司沈家本、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还有一个为张德成办过粮台的候补道谭文焕,审问七月初一,英美教士十五人在保定被屠杀一案。 不但保定失守,官员被捕,而且联军有进窥山西的模样。已经到达西安的慈禧太后,知道重惩祸首一事,如果不能有比较明快的处置,麻烦将会层出不穷。果然,九月十八日得报,廷雍、奎恒、王占魁,已由瓦德西批准枪决,谭文焕移解天津,枭首示众六天,沈家本则犹被拘禁在本衙门派兵看守。这已觉胆战心惊,第二天李鸿章来了一个电报,就更可怕了。 原来在义和团最猖獗时,以前好些客死中土的有名教士,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的坟墓,都被盗毁,瓦德西为了报复,更为了威胁,特为派兵到易州,将有不利于西陵的举动。 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在易州的永宁山,总名西陵。这样处置的作用,是在向西安行在,提出严重警告,如果慈禧太后还想庇护懿亲,雍正、嘉庆、道光三帝,就可能有身后的惨祸。 慈禧太后再有担当,也承受不起这个“不自殒灭,祸延祖宗”的罪名。而且,洋人既能扰易州的西陵,就能扰遵化昌瑞山的东陵,那一来就更严重了!世祖孝陵、圣祖景陵、高宗裕陵、文宗定陵、穆宗惠陵之外,自己的已花了上千万银子修建的万年吉壤,亦在定陵之东的普陀峪,若为洋人侵扰,坏了风水,是件死不瞑目的事。 因此,慈禧太后一面急电奕劻、李鸿章,向“德国在京使臣,切实诘问”,一面不能不考虑加重祸首的处分。及至李鸿章的“洋兵趋向进止,均由德瓦帅调遣,瓦德西擅居仪銮殿,坚不接晤,无从共商”的复奏一到,随即便有一道“肇祸诸臣,前经降旨,分别惩处。现在京畿一带,拳匪尚未净尽,以致地方糜烂,生民涂炭,思之实堪痛恨,若不严加惩治,无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友邦之憾”的上谕发布。 这第二次惩处祸首,首当其冲的是载漪,与载勋同科,革爵,暂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怡亲王溥静及老恭王的次子贝勒载滢,亦交宗人府圈禁,载漪的胞兄载濂,着令“闭门思过”,是软禁在家。 相形之下,载澜就便宜得多了,处分是“停公俸,降一级调用”。这因为他在八月初被派为御前大臣,军机既不能不卖个情面,慈禧太后亦觉得他还有可供驱遣之处,特意加恩。 至于亲贵之外,英年的处分最轻,降二级调用;毓贤的处分最重,“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因为他“在山西巡抚任内纵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为”之故。本来,刚毅的罪名最重,但以病故,免其置议,赵舒翘倒是颇得慈禧太后谅解的,落得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仍旧当他的军机大臣。 上谕最后,还有一段声明,慈禧太后借皇帝的口说:“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中外诸臣迭次参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国大臣电奏,亦从未提及,朕仍据实一体惩办,可见朕于诸臣处分轻重,一秉大公,毫无偏袒,当亦海内外所共谅也。” 这话是说给洋人听的,特别是希望瓦德西能听得进去。但是,慈禧太后是失望了! ※※※ 李鸿章终于跟瓦德西见了面。他在电奏中所说的“坚不接晤”,并非事实,事实是李鸿章希望跟瓦德西在宫外见面,而瓦德西则坚持在仪銮殿相会不可。 看看无法坚持,李鸿章只得委屈,以期打开僵局。事先以书面联络,约定九月二十四会晤,到了那天清晨,李鸿章由副都统荫昌陪同,坐轿到了西苑门。由此到太液池西、紫光阁南,作为慈禧太后寝宫的仪銮殿,还有好长一段路,而李鸿章坚持下轿步行,从人纷纷相劝,置之不顾,他说:“纵或乘舆在外,体制不可不顾。” 走到仪銮殿,花了将近三刻钟,气喘吁吁,面无人色。不过,瓦德西倒很客气,仪队从东向的宝光门摆起,一直排到南向的景福门,瓦德西在来薰门外迎接,进了门,就是仪銮殿,延入东面的多福斋见礼。 他们是在德国京城的旧识,透过荫昌的翻译,有长长一段的寒暄,李鸿章问到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德皇与皇后,伦洛熙王爵,现任的首相褒洛夫伯爵,以及瓦德西的老师,德国名将毛奇的后人。然后又问瓦德西本人及他的僚属,最后的话题一转,问起联军的动向。 “我听说联军打算开到张家口?”李鸿章问。 “不!”瓦德西答说:“不过长城为止。听说那里有许多中国军队。” “如果有,也只是为了弹压地方。” “保定府亦有许多中国官军。不幸地,这些军队并不剿除拳匪。” “可是,”李鸿章针锋相对地答说:“亦并不与西洋人为难。” “中国官军没有纪律的很多,北方的民众都不能原谅他们。” “我想,这是道路流言,并不确实。” “如果贵大臣能够担保,中国官军不与联军冲突,我一定不会再派兵到各处。” 李鸿章乘机说道:“联军现在究竟占据了那些地方,我还不知道。” 这意思是说,必须先知道联军所占的地方,才可以约束官兵注意避免冲突。瓦德西当即表示,愿意送李鸿章一张记明联军屯驻地点的地图。 然后,瓦德西问起两宫的消息,又问如何通电。李鸿章告诉他说:“由北京到上海,转汉口到西安。” “贵国皇太后、皇帝,应该早日回京为宜。” “是的。贵国大皇帝,亦曾以此相劝。不过,”李鸿章答说:“皇上有点胆怯。” 刚谈到这里,庆王奕劻也到了。他跟瓦德西是第一次见面,便由李鸿章引见。握手以后,庆王开口先说:“我想跟贵统帅缔交,已有好些日子了。” 瓦德西亦表示久已仰慕。接着庆王大谈德国亨利亲王访华,相共游宴的情形,适与李鸿章大谈在德故人的用意相同,都是“套交情”。 岂知瓦德西老练非凡,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连李鸿章要求发一张与中国官军联络,通过联军防区的护照,都不能同意。庆王与李鸿章此来,除了一张联军占领区的地图以外,一无所获。 李鸿章的烦恼犹不止此,他还怀着一个鬼胎。东三省的局势,越来越糟,这个鬼胎已有掩藏不住之势,一旦败露,即令不至于成为张荫桓第二,首领不保,但身败名裂,是可以预见的。 原来甲午战后,朝中重臣及有权的督抚,都主联俄拒日,于是光绪二十二年春天,李鸿章奉派以庆贺俄皇加冕专使的身分,带着大批随员与他的通洋文的长子李经方,到了彼得堡,签下一份“中俄密约”。李鸿章此行,踌躇满志,向人夸耀:“从此至少可保二十年无事!” 这份“可保二十年无事”——二十年之内,不怕日本侵略的“中俄密约”,一共六条,主旨是两国共同防日,而条件是“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这犹在其次,最主要的一款是准俄国在黑龙江、吉林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密约中又记明,这条铁路由设在上海的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 这条铁路,后来定名为中东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建造。其中特为拨出一笔经费,总数三百万卢布,约合一百五十万美元,准备分三次致送李鸿章。第一笔一百万卢布,是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由华俄道胜银行总办吴克托穆王爵,在北京当面交给李鸿章的。 到了这年冬天,俄国因为德国占领胶州,便出兵占领了旅顺、大连。交涉结果,俄国非强租旅大不可。这个交涉中国方面是由李鸿章与张荫桓所承办,俄国方面,仍为一直主持对华交涉、与李鸿章关系极其密切的财政大臣威德所经手。为了怕夜长梦多,希望早日签约,威德指定驻华代办巴布罗夫,向李、张二人各致一份重礼,总值七十五万卢布。 这一次义和团之乱,俄国除了一面派兵在大沽口登陆,参加联军以外,一面借口东三省亦有义和团,派兵入侵,八月初六攻占黑龙江省城,将军寿山服毒自杀。八月二十九侵入吉林省城,将军长顺,束手降敌。这已经使得李鸿章深感不安了,而最糟糕的是,闰八月初八,俄军攻入沈阳以后,盛京将军增祺在李鸿章与瓦德西相晤的四天之前,签订了一份以俄文为准的“奉天交地暂约”,一共九款。如照此约实行,奉天等于成了俄国的属地。消息传到北京,李鸿章心惊肉跳,当夜就病倒了。 西安行在,自亦放不过增祺,电旨严斥“着即革职,饬令回京”,下一步当然是“废暂约”的交涉,为李鸿章更添一大棘手之事。 在这时候,华俄道胜银行的总办,吴克托穆王爵,悄悄到了北京,住在贤良寺,作为李鸿章的上宾。看起来,这是为他增加了声势,其实,来得很不是时候。 原来李鸿章对外办交涉,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合而谋我”,所以未入京以前,就已决定了策略,务必拆散各国,以便于个别操纵。当然,这非从俄国方面下手不可,在上海就曾与吴克托穆商量过,因而他一到京,便有俄国首先撤兵之举,俄国的公使古尔斯,并曾一度离京,作为对李鸿章的声援。可是,各国并不想步俄国的后尘,也看出李鸿章所耍的一套把戏,猜疑日深,反成隔阂。 如今吴克托穆潜居贤良寺,并引起各国之忌。载漪等人闯的大祸,牵涉十一国之多,派兵的亦有八国,尽管俄国异调独弹,步骤不一,而影响极微,该提的条件,还是照提不误。 开议的主要条件,还是在惩凶。这一次提出来两个人,一个在朝廷无所顾惜,一个却不能不有所顾忌。 无所顾惜的毓贤,有所顾忌的董福祥。手握重兵的悍将,逼急了变生肘腋,真可有覆国之祸。因此,西安行在从慈禧太后到刚抵达的荣禄无不忧心忡忡。 不但李鸿章与奕劻,根据各国公使的意见,电奏朝廷,认董福祥是主要的祸首,而且隐约谏劝,不可容荣禄袒护其人,而且刘坤一、张之洞亦一再有电报到西安,说是英法外交官先后表示,毓贤、董福祥必置诸重典。如果董福祥一时不能严惩,务必设法夺去他的兵权,撵得远远地,方能释各国之疑。 正当朝廷疑难焦忧之际,李鸿章又有奏报,说各国已“另备哀的美敦照书,祸将莫测”。同时又密电荣禄,说京中谣言,刘坤一、张之洞将被撤任,倘有此举,将引起各国极大的反感,和议根本无望。 于是在荣禄主持之下,发了两道密电:一道是辟谣,亦即等于提供保证,刘、张二人,决不会调动,另外一道,说是“毓贤将置重典”,不过“懿亲不得加刑”,是拿毓贤来换载漪等人的命。至于董福祥,当然只有缓缓图之。 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终于下了一道上谕:“甘肃提督董福祥,从前在本省办理回务,历著战功,自调来京后,不谙中外情形,于朝廷讲信修睦之道,未能仰体,遇事致多卤莽。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属相宜,着从宽革职留任。其所部各军,现已裁撤五千五百人,仍着带领亲军数营,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 这样处置董福祥,对各国公使总算有了交代。同时和约的草案大纲,亦由各国磋商定案,通知奕劻、李鸿章两位全权大臣准备开议,附带有一番声明。 声明中说,各国明知条款苛刻,但亦是中国政府咎由自取。将来条款送到中国政府,不可有一字之驳。如果愿意接受,则自奉旨之日起,战事即算结束,军费的赔偿,亦以此日为止截之期而结算。否则,各国联军基于军事上的考虑,有所行动,后果十分严重。 这自然是恫吓,但不受就不能开议。所以奕劻、李鸿章密电行在备案。定于十一月初一在西班牙公使馆开议。 事先,西班牙公使有一个照会,以“廨宇狭隘,座位无多”为理由,限制中国方面的“来宾”,不得超过十个人。两全权大臣及英、法、德、日、俄五名翻译以外,另外只能带三个随员。奕劻与李鸿章商量,决定只带两个人,一个是陈夔龙,一个户部侍郎那桐。 到了那一天,贤良寺传出活来,李鸿章病势加重,不能出席和议。延期势不可能,只好由奕劻带着陈夔龙、那桐赴会。宾主相向一揖,亦无寒暄,随即由西班牙公使葛络干,朗诵和约大纲,一共是十二条: 一、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往德谢罪,并于被害处,树立铭碑。 二、严惩祸首,其戕害凌虐各国人民之城镇,五年内停止科考。 三、戕害日本书记生事,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 四、于污渎发掘各国人民坟墓之处,建立碣碑。 五、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 六、赔补外人及为外人执事之华人身家财产所受损失。 七、各国驻兵护卫使馆。 八、北京至海边须留出畅行通道。大沽炮台,一律削平。 九、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 十、张贴永禁军民人等仇视各国之谕旨。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约。 十二、改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念完将文件交给庆王奕劻。念的是法语,文件亦是法文,奕劻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只这样答说:“今日承各公使面交和约一件。我立刻会电达西安行在,等奉到电旨,立即知照。” 说完,将文件随手交给陈夔龙,然后拱拱手告辞。 十一国公使只是站起身来,便算答礼,宾客辞出,连送都不送一送。奕劻的脸色当然就很难看了。 “你看,端王迷信拳匪,闯这么一场大祸!” 陈夔龙知道庆王有受辱之感,心想:这也未免太看不开,想不透了!城下之盟,受辱理所当然,如果受辱而不能负重,则为两失。应该劝劝他,不必生此闲气,养养精神在会议桌上极力一争,才是正经。 念头还不曾转完,庆王又发话了:“我为国受辱,无话可说。你们俩赶紧回贤良寺,跟李中堂去报告,会衔的电奏,今天一定要发出。电稿不必送给我看了,发电以后,抄个稿子给我好了。” 陈夔龙答应着,目送庆王上了轿,回头去找那桐,一见不觉吃惊!那桐面色发青,身子颤抖,颇有支持不住的样子。 “琴轩!”他问:“你怎么了?” 原来西班牙公使馆中,生得极旺的火炉,洋人本来穿得少,室内又照例卸去厚呢外套,炉火虽旺不碍。那桐穿的是大毛出锋的袍子,外罩貂褂,礼节所关,不能脱卸,以致为炉火逼得汗出如浆,出来朔风扑面,毛孔一闭,就此受病,已是寒热大作了。 陈夔龙无奈,只能派人将那桐送回家,一个人到贤良寺去办事。接待的是他的会试同年,以道员而在李鸿章幕府的杨士骧。 “中堂不能见客。” “那怎么办?”陈夔龙叫着杨士骧的别号说:“莲府,劳你驾,把和约大纲送进去,让中堂先过一过目,再请示方略。” “中堂这时候沉沉昏睡,就叫醒了,也未见得能看得下去。依我说,不如请你先拟个电稿,呈中堂阅定即发,来得便捷。” “兹事体大!”陈夔龙大感踌躇,“没有中堂的指示,我实在不便擅拟。” “事机迅急,间不容发,这个电报,今天不办,万难推到明天。老年兄,试问你不敢拟,还有谁敢拟?来,来,马上动手吧!” 杨士骧亲自为他照料笔砚,铺纸磨墨,硬捺着他在书桌前面坐下,陈夔龙握笔在手,久久不能着一字。 其实,李鸿章之不愿陪奕劻一起到西班牙公使馆,以及此刻之不愿见陈夔龙,都是有意做作,为的是和议成后,必受清议攻击,甚至朝廷过河拔桥,反而有所追究,那时便好以病势正剧,思虑难免不周,作个卸责的余地。此时见陈夔龙挑不下这副千斤重担,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了。 于是李鸿章命他的幼子李经迈出来说:“家君昨天说过,这一次的奏件,要用重笔。” 陈夔龙的疑难立解。不用重笔,不能邀得慈禧太后的准许,便即笑道:“用重笔,只好请出宗庙社稷,才能压倒一切!” 于是,陈夔龙以“西安军机处”开头,先叙奕劻与十一国公使会晤的经过,次录和约大纲华文全文十二款,最后一款有“以上各款若非中国国家允从,并适各国之意,各本大臣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的话,所以秦请允准和约大纲,就从这段话上发端,“请出宗庙社稷”,说是:“臣等查条款末段所称,词意决绝,不容辩论。宗社陵寝,均在他人掌握,稍一置词,即将决裂,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惟有吁恳皇太后、皇上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电示遵行,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果然,复电是“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不过其中利害轻重,仍责望奕劻、李鸿章“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看语气是完全照准了。 谁知西安将和约大纲十二条分电重要督抚以后,张之洞接二连三提出意见,首先指出第五款内“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则永无御侮之具,各省的制造局及枪炮局亦必无事可办,均须停闭,所以这一句必须删去。 第二个电报是对第七、八、九三款有异议,认为大沽撤炮台,使馆驻护兵,津沽设兵卡,则“使馆永远安宁,而中国变成门户之防全撤,不容自卫,是朝廷永远危险,似欠平允。”须两全权大臣,“于此节务商善法”。 再有一个电报,说条款前言内“京师各使馆被官兵与义和团匪勾通,遵奉内廷谕旨,围困攻击”这段话中的“遵奉内廷谕旨”六字,句中有眼,用意难测,必须删去,此事“万分紧要”。 紧接着又来了第四个电报,说第二款内,“日后指出,一律严惩等语,日后二字,甚属不妥。以前所指之人,朝廷已分别重轻办理,若不划清界限,后患无穷”,应将此二字删去。 这四个电报中的建议,朝廷无不照转两全权大臣。尤其是“遵奉朝廷谕旨”,很明显地是为了保护慈禧太后,替她卸除纵容义和团的责任,朝廷更为认真,责成奕劻、李鸿章“据此力为辩论,总以删除为妥!” 在李鸿章看,这都是吹毛求疵。而外人不体谅当事者处境的艰难,只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大放厥词,形成掣肘,可恶之至! 因此,病起的李鸿章,亲自口授复奏,将张之洞痛驳了一顿。幕府中录稿呈阅,李鸿章的余怒不已,提笔加了几句:“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二十年前就是光绪六年庚辰,这一年慈禧太后为了守午门的护军打了送食物到醇王府的太监,闹出轩然大波,病中的慈禧太后,非杀护军不可,后来是“翰林四谏”之一的陈宝箴主稿,与张之洞联名奏谏,居然为慈禧太后所嘉纳。张之洞亦由此得承帘卷,而有今日。 所以李鸿章亲笔所添的这几句话,不止于渺视后生之意,亦是在讽刺张之洞只善于以文字逢迎。当然,“局外论事易” 五个字,亦隐隐然有指责朝廷苛求的意味在内。 ※※※ 尽管朝廷常有严旨,督促尽力补救,但和约大纲既经允准,则和局必不致决裂,是李鸿章有把握的事。而各国公使鉴于中国政府已有初步的诚意表现,敌视的态度亦大见缓和,贤良寺渐渐热闹,有李鸿章当日在京,经常与外宾酬酢往还的盛况了。 这天两国公使同时相访。一个是日本新任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一个是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遇到这种情形,要分交情深浅,交情浅的比较客气,应该先见。小村寿太郎在甲午年间曾署理公使,与李鸿章是旧识,但这一次重新使华,还是头一回来拜访,似乎又不能不先见,但萨尔瓦葛是预先约好了的,如果先见日使,于理不合。左右为难之下,只有一法处置,同时接见。 两国公使都是有所为而来的,但有事只可密谈,当着另一国的公使,彼此皆有顾忌,便只好谈些不着边际的外交词令了。 不过,利害相同,立场一致的事,还是可以谈的。十二条和约大纲中,牵涉到实际利益的几款,各有各的想法,而严惩祸首这一款,众议佥同,因而成了此时的话题。 “各国的意见,祸首的前三名是:载漪、董福祥、载勋。”萨尔瓦葛以一种困惑的神情说,“何以中国政府对这三个人,不下令处死?实在不能了解其中的道理。” “懿亲是不处死的。”李鸿章答说:“这在各君主国家亦不乏先例。” “那么,董福祥呢?” 李鸿章笑笑答说:“小村先生对于中国的情形比较了解,想来同情中国政府的处境。能不能为中国政府作个解释?” “我刚到中国,对于义和团闹事,演变成这样严重的大祸,究竟原因何在,还未深入研究。至于董福祥,我对他略有所知。”小村寿太郎直接以英语向萨尔瓦葛说:“此人是个土匪将军。在中国西北一带,有相当的号召力,现在他手里还握有重兵,如果压力太大,他会起兵作乱。我以为各国对这一点,应该体谅中国政府的苦衷,不必过于坚持。” “这一层苦衷,当然可以谅解。不过,中国政府的借口似乎太多。”萨尔瓦葛紧接着问李鸿章:“我想问一个人。徐侍郎,亦就是现在为日本军队所拘禁的徐侍郎,为人如何?” “此人不好!”李鸿章脱口相答。 为什么不好呢?李鸿章有解释:七月初三杀许景澄、袁昶,是他监斩,七月十七杀徐用仪,也是他监斩。最可恶的是,徐承煜还曾逼他父亲自尽,这样的人,在中国称之为“枭獍”。 “还有一位,”小村寿太郎问说:“与徐侍郎一起被拘禁的启尚书,为人如何?” “他是大学士徐桐的门生,很得老师的赏识。为人如何,可想而知。不过,”李鸿章说了句公道话:“此人的私德还不差。” 就因为这一句话,启秀得以暂脱缧绁。原来他以老母病殁,曾向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请假十日治丧,未获允准。这件事是小村所知道的,此刻听了李鸿章的话,回去便通知山口,不妨准启秀的假。 十日期满,启秀自行报到,言而有信,为日军另眼相看了。见此光景,徐承煜援例以为父治丧为名,请假十日。山口因为从小村口中已得知徐承煜是“枭獍”,断然拒绝,不管他如何“据理力争”,始终不考虑他的请求。

由于张之洞对和约大纲的意见甚多,因而往返磋商,延到十二月十五日,才有第二次的会议。 会议的地点,改在英国公使馆,厅宇宏敞,并不限制中国方面代表及随员的人数。不过,李鸿章不愿多带不相干的人,除了翻译以外,随员仍是陈夔龙与那桐。两全权大臣与十一国公使,围着一张长方会议桌坐定,作为主席的英国公使萨道义起立发言。 大纲已经中国政府“画押”,这一次的会议是开始讨论细节。第一款派专使赴德国道歉,已经决定派皇帝的胞弟小醇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只等和约签定,即可启程。至于在克林德被害地点“树立铭志之碑”,则连碑文亦已拟就,所以第一款已无再议。 第二款就是严惩祸首。萨道义取起面前一张纸,扬了扬:“这是祸首的名单。不过,我离开主席的地位,有一个意见,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确是端王载漪。如果能将载漪从严处置,其余均可不问。不知两位全权的意思如何?” 听得这话,庆王奕劻不觉惊愕:“端王是皇室懿亲,万难重办,各国的法律,亦有‘议亲’、‘议贵’,得从末减的法条。这件事,断断乎办不到。”他略停一下又说:“前两天我在私邸宴请各位,曾经跟各位已经表明过,当时并无异议,何以此刻又有这个说法?” 萨道义笑了:“我亦知道办不到,此刻再提,是想给中国政府一个机会,只要严办了载漪,就可以使好些人免罪。现在,”他看着名单说:“我宣布各国根据调查所得,认为应加以惩罚的祸首人名。” 念的当然是英文,但姓名用拼音,而且念得较慢,所以李鸿章与奕劻都能听得明白,第一名自然是载漪,接下来是董福祥、载勋、载澜、英年、刚毅、赵舒翘、毓贤、李秉衡、启秀、徐承煜,这十一个人,除已死者应追革官职,撤消恤典以外,还活着的皆应处死,以谢天下各国。 奕劻与李鸿章一听翻译讲完,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然后小声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李鸿章发言辩驳。 “前几天听各位谈过罪魁,并没有启尚书、徐侍郎的名字,今天为什么又忽然把这两个人加进去?这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原以为先抓住了一个明显的错处,堵住了对方的嘴,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下面的话就好说了。谁知翻译未 “我前天到贤良寺奉谒,谈起徐侍郎,蒙贵大臣坦诚相告,这样的人,中国不办,各国只好代办。至于启尚书的罪状,日本公使已作调查,亦有实据。” 李鸿章没有想到挨了一闷棍,愤愤说道:“我不过随便一句话,你怎么可以据以入罪?” 萨尔瓦葛笑笑不答,小村寿太郎便接着发言:“条款内原有‘日后指出’,仍应惩办的规定。这两个人经过确实调查,不能不认定他们是祸首。启秀以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曾经说过:‘洋人可以杀尽。’而且有运用他的权力,纵庇拳匪的事实。至于徐承煜,凡是他父亲徐桐的所言所行,都由于他在暗中指使,与洋人势不两立。所杀害的忠臣,都是他监斩,也都是他的预谋。如果两位全权大臣不信,我可以书面列举证据。” 于是李鸿章再回头从原则辩起,他说:“条款上原说‘分别轻重,尽法严惩’,如今一概要求处死,未免矛盾。” “处死就是尽法严惩中最轻的。” 小村寿太郎这话似乎强词夺理,而细细想去,竟无以为驳。因为处死如定为“斩立决”,则较此大辟之刑更重的还有,如凌迟、如处死以外抄家,或者本人处死,家人亦连带判刑等等。 这样又只好个别交涉了,“端王是懿亲,碍难加刑。”李鸿章说:“现在朝廷打算将他发遣到新疆监禁,永不释回,这就等于死罪了。” 于是各国公使略略商量,由萨道义答话:“既然如此,何不予以假死罪的处分?” “何谓假死罪。” “‘斩监候’。”萨道义说:“监禁一、二年以后,再发往新疆。” “这可以考虑。” “庄王、董福祥穷凶极恶,非杀不可!” 李鸿章奉有密旨,知道朝廷的意向,必要时不妨牺牲载勋。至于董福祥一时不能严办的苦衷,各国公使早有谅解。因此,李鸿章表示,庄王载勋将由西安降旨,赐令自尽,这一重公案便算了结了。 还有八个人,各国公使坚持原议,不论生死均应以斩决的罪名处置。李鸿章逐一分辩,除去毓贤以外,其余均宜贷其一死,而各国公使只同意载澜可比照载漪的例子办理,此外别无让步。结论是各国公使自行会商,另有照会提出。 散会之前,德国公使穆默面色凝重地站起来说:“象这样一件重大的纠纷,祸首只杀两个人,各国决不能甘服。照目前的情况看,和局难成,八国联军亦决不能撤退。本席不能不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 这个警告,当天就电奏西安,很快地来了回电:“惩办祸首,辩论数月,和约大纲第二款内,载有‘分别轻重’之说,今忽改均应论死,是原定条约,不足为凭,实属自相矛盾之至!至‘日后’二字,前据电奏,难以划清界限,但必须实有按据,方可惩办,今又指出启秀、徐承煜,均系空言,毫无实据。似此有意刁难,是何意见?” 两全权大臣看罢电文,都是脸色阴沉,默无一语。好久,奕劻才说了句:“一派官腔,也不知道是那位大军机的手笔?” 此时在西安的军机大臣,以荣禄为首,其次是王文韶,再有一个是鹿传霖,他是荣禄的岳父灵桂的门生,当陕西巡抚时,荣禄外调为西安将军,颇加结纳,以此双重渊源,为荣禄保荐,刚入军机。至于赵舒翘,由于是祸首之一,而且老家在西安,所以闭门侍母,已不到军机上“行走”。所以荣禄在政府中不但当家,实际上是一把抓,而他是决不会打此官腔的。 “哼!”李鸿章冷笑一声说:“我算算应该到打官腔的时候了!” 奕劻默喻其意,怕惹是非,不敢接话。只关照李鸿章尽快与幕友商议,如何挽回天听?希望在年内能有结果。 ※※※ “过年还有十天!洋人可是不管的,他们的年,已经过过了!”李鸿章将那份电报使劲摇晃着,“想起来教人寒心!那位老太太自己没事了,就该她发狠了!” 这是指慈禧太后。她一直怕惹祸上身,如今已可确定,追究责任至懿亲而止,不会波及深宫。一旦置身事外,态度便自不同。李鸿章可以断定,电报上的那“一派官腔”,完全是她的意思,因而有此牢骚。 “咱们也别想过年了。不过,行在不是这么想,元宵以前,不下定死罪的上谕,那一拖下去,洋人肯答应吗?”李鸿章看着他的幕友说:“无论如何得想个法子,在年内有个确实的了结。” 李鸿章的幕友很多,此时陪坐的,却只三个人,一个是杨士骧,另一个也姓杨,就是戊戌政变中很卖过一番气力的杨崇伊。上年外放为陕西汉中府,这是个“冲、繁、疲、难”的要缺,本来很可以展布一番,不想冤家路狭,端方由臬司调补藩司,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端方当京官时,与名士多所往还,而杨崇伊则专门跟名士作对,文廷式就在他手里栽得好惨。度量不宽,而又好用权术、喜作威福的端方,为故交修怨,常找杨崇伊的麻烦,已有不能安于位之势。正好李鸿章调补直督,进京议和,谊属至亲,拜托“老姻长”电调入幕,摆脱了端方的杯葛。 再有一个叫徐赓陛,字次舟,浙江湖州人,久在广东当地方官,是个强项令,跟洋人办交涉,不亢不卑,毫无假借,因而李鸿章特为将他从广东带进京,颇为倚重。 徐赓陛善于折狱,在广东的传闻很多,问案定罪,常有出人意表的奇计。此际看两杨相顾不言,便慢吞吞地说道: “局面搞成这个样子,真该参中堂一本!” 此言一出,二杨色变,李鸿章脸上亦有些不自然,“次舟,”他说:“局面搞成这个样子,我应该担什么责任,请教!你知道的,我这几年很虚心,只要说对了,我一定认错!” “中堂莫认真!”徐赓陛笑道:“聊为惊人之语,破闷而已。” “次舟也是!”杨崇伊埋怨他说:“这个时候还开玩笑!” “倒也不是开玩笑。”徐赓陛正色说道:“若要年内能结这重公案,非用条苦肉计不可。倘有人参中堂因循误国,封奏一达御前,老太后总不忍心让中堂替她代过吧?” “好!”李鸿章立刻就明白了,参他“因循误国”,实在就是指责慈禧太后,这样旁敲侧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在是个好办法。 杨士骧也明白了,“我看这样,给端陶斋一个密电,请他托一位都老爷放一炮。” 李鸿章点点头,“可以!”他说:“一客不烦二主,索性就请次舟拟个稿子。” 徐赓陛的笔下很来得,闻言拈笔,一挥而就,内容是托端方代为请一位奏劾李鸿章,道是和议数月,开议两次,只为洋人要办罪魁,而李鸿章壅于上闻,不以实情出奏,因循敷衍,不知和议成为何日。帝都蒙尘,宗庙不安,实有误国之罪。 这些话骂的是谁,慈禧太后当然明白,尤其是抬出宗庙这顶大帽子,更可以压倒她。所以这封电报一发,李鸿章的心事解消了一半。 到得第三天,西安尚无电旨,而十一国公使联衔的照会,已经送到,除了照口头上提出的办法惩治祸首以外,并要求派员监视行刑。紧接着又有第二个照会,要求将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等五大臣,开复原官,以示昭雪。 这两件照会,当然亦是即时电奏西安,而复电除了五大臣开复原官,可以曲从外,其余一概不允。不知道徐赓陛的那条苦肉计,行而不效,还是尚未到见效的时候?而时不我待,灶王爷已经“上天”奏好事去了,“下界”却犹未能“保平安”,李鸿章只好耐心等一两天,再作道理。 那条苦肉计似乎见效了。十二月二十五,西安有一道上谕,第三次惩治祸首,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先行派员看管;毓贤即行正法;刚毅追夺原官;董福祥革职降调;英年、赵舒翘斩监候;徐桐、李秉衡革职,撤消恤典。另外又有一道上谕:“启秀、徐承煜即行革职,所犯罪名由奕劻、李鸿章即行奏明,从严惩办。” 慈禧太后让步了,让得不多,原意讨价还价,尚有磋商的余地。谁知各国的观感,异常恶劣,认为第一、载漪、载澜二人,已经说明白予以“假死罪”,而连这一点名义上的罪名都不肯承认,足见并无悔祸之意;第二、英年出过悬赏杀洋人的布告,赵舒翘助刚毅纵容拳匪,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定罪为“斩监候”,明明有贷其一死之意,对各国是一种欺骗。 于是,英国公使萨道义派参赞面告李鸿章:“戴漪、载澜改假死罪,已经从宽,如果中国政府仍旧庇护,祸将及身。” 严重的警告以外,还有惊人的举动,年三十上午德国公使穆默特访李鸿章,一见面就说:“刚才我从瓦德西将军那里来,他已经下了命令,在中国新年的正月初五,亲自带队出京。” 李鸿章大惊失色,急急问道:“瓦帅带队到那里?” “我知道。不过军事机密,我不能泄露。”穆默又说:“明天各国公使会议,草拟你们第三次惩治祸首的照会。不过,会议是形式,实质上并无变化。前次照会所提出的要求,已由各国政府批准,不能再改的。” “何必如此?”李鸿章低声下气地说:“各国既然愿意修好,何不稍微通融?” 穆默笑笑不答,停了一下方说:“今天我来奉访,是基于友谊;公事不便再谈了。” 见此光景,李鸿章只有一个要求可以提出:“穆公使,我立刻把你的意思,电奏西安。请你无论如何劝一劝瓦帅,暂时不必有所动作,等西安的复电到达,如果他不满意,再定行止。可以不可以?” 穆默刚走,法国及日本相继派人来传话,证实了瓦德西确已作了派军出京的决定,及至赫德来报告同样的消息时,李鸿章的幕友,已将电报拟妥,临时又加上几句,并标上“即到即转,不准片刻延搁”的字样,发了出去。 “今天是庚子年最后一天。清朝开国到今两百六十年,没有比今年更惨的,今年这一年没有比今天更惨的!我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结果落得个象今天这样仰面求人,想想真是心灰意懒,生趣索然!”李鸿章的声音越说越低,最后凄然泪下,一步重似一步地走回卧室,将房闭上了。 “忧能伤人!”杨崇伊悄悄说道:“中堂一身关系很重,我们总得想个法子,让他宽心才是。” “要宽心,只有西安回电,准如所请。”杨士骧忧形于色地,“我看还有得磨。” “不会!”徐赓陛极有把握地,“一定会准。” “万一不准呢?”杨士骧问。 “不准也得准!”徐赓陛说:“今天除夕,苦中作乐,醉他一醉,为中堂谋一夕之欢。” “慢来,慢来!次舟,你说不准也得准,这话作何解释?” “今天不准,横竖有一天准,到了时候,不管西安有没有回电,准不准所请,回复各国,说是已有回电旨批准才是。” “那,那以后呢?” “嗐,莘伯!”徐赓陛不耐烦地说:“什么叫‘全权’?遇到这时候还无‘权’求‘全’,莫非真的等瓦德西带队出京时,死在他的马前?” “透彻,透彻!”二杨异口同声地说。 事情等于已作了决定。为了行在不致受瓦德西的威胁,从权处置,并不算错。事实上,徐赓陛料得很准,西安回电,果然准了。 电旨一共两道,第一道是答复英国公使派参赞来转达的意见,说是“英年、赵舒翘情罪较轻,是以加恩定拟,今来电称该使语意决绝,为大局计,不得已只可赐死。”第二道电旨说:“朝廷已尽法惩办祸首,而各国仍不满意,要挟甚迫,现存诸人,即照前次照会办理,实因宗社民生为重,当可止兵,不致再生枝节,兹定初三日降旨,初六日惩办,惟英、赵已无生理,或通融赐死。启、徐并索回自行正法。该亲王等迅速密筹,或请美、日等国及赫德等转圜,能否办到,并商明已死诸人,不再追咎,即日电复。” “算是定局了!”杨士骧舒口气说:“我马上回中堂。” 等李鸿章看完电报,幕僚建议,应该立刻托赫德去联络,将英年、赵舒翘由斩决改为赐死,以及启秀、徐承煜自日本军队中要回来,这两件事办妥之后,即刻电复行在,了却一件大事。 “不必!”李鸿章说:“启、徐二人正法的电旨到了再去要人,也还不迟,英、赵二人,洋人只是要他们死,怎么死法,无关紧要,不必征求同意。” “然则办照会通知各国公使?”杨士骧问。 “不必!先口头通知,过两天再办照会。”李鸿章说:“赵展如是不是死得成,大成疑问。要拟个电报给荣仲华,放松不得一步!” ※※※ 李鸿章料事很准,要赵舒翘死,真是不大容易。 首先,慈禧太后就不以为他有死罪,当十二月二十五第三次改定惩办祸首罪名时,她就说过:“其实,赵舒翘并没有附和拳匪,只是当初跟刚毅从涿州回来复命的时候,不该以‘不要紧’三个字搪塞我。” 这话传到赵舒翘耳中,大为欣慰,自度必可免死。及至朝命已下,定为斩监候的罪名,先交臬司看管,他还言笑自如,不以为意。他的家人亦很放心,因为有个极大的奥援在! 这个奥援就是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此人是翁同譞的同年,刑部司官出身,由主事到郎中,历时二十二年之久,官运是蹭蹬极了,但却历练成了一位律学名家。大概从清朝开国以来,刑部的书办不但不敢欺侮司官,而且心悦诚服的,只有薛允升一个人。 到了同治十二年,薛允升方始外放为江西饶州府,自此一帆风顺,升道员、擢监司、署漕督,光绪六年内召为刑部侍郎,在礼、兵、工三部转来转去,转到光绪十九年,终于升为刑部尚书。其后因为他的侄子薛济勾结刑部司官,说合官司,连累乃叔,降三级调用,做了一年的宗人府府丞,告老回到西安。 等赵舒翘一出事,刑部尚书开缺,就地取材,顺理成章地召薛允升复起,补了他外甥的遗缺,而同时也就要办外甥的罪。他说过一句话:“赵某人如果斩决,是无天理!”因此,赵家的亲属戚友,都认为薛允升一定会保住赵舒翘的一条命,而况依律本就没有死法。 无奈洋人的话,比圣旨还重要,李鸿章根据英国参赞所传达的意见,急电西安。 由军机处传出风声之后,西安城内的士绅攘臂而起,做了一个“公禀”,具名的三百余人之多。除夕黎明,送到军机处,军机章京不敢收受,僵持到中午,并无朝旨,以为不要紧了,方始各散。 大年初一无事,初二召见军机,为的是商议初三宣布第四次惩办祸首的上谕,从早晨六点钟开始,到十一点钟,犹无结论。 其时西安城里最热闹的鼓楼附近,已经人山人海,群情汹汹,有的要罢市,有的要劫法场,有的主张要挟,如果慈禧太后杀了赵舒翘,就请她回京城去。 然而以巡抚衙门为行宫的慈禧太后,毕竟与军机大臣作成了决定,赵舒翘不能免于一死,赐令自尽。英年同科,但不烦睿忧,从十二月二十五被看管那天起,就昼夜哭泣,反复不断所说的一句话是:“庆王不该不替我分辩!”这样到了年初一深夜,哭声忽停,家人还忙着过年,没工夫理他。到第二天一早,也就是行宫议罪未定之际,发现他已经气绝了。 自裁的方法闻所未闻,是以污泥塞口,气闭而绝。 年初三,已死未死祸首十一人均定死罪的上谕,终于发布,而就在这一天,早就奉命监视庄王载勋自尽的户部侍郎署理左都御史葛宝华,一早到了蒲州。因为他是钦差的身分,所以到了载勋所住的“行台”,驿官照例放炮致敬。 载勋还高卧未起,惊醒了骂人:“无缘无故放什么炮?” “钦差葛大人到了!”听差告诉他。 “莫非是为我的事而来的?”载勋瞿然而起。 听差骗他,说是钦差过境,特来拜访。见了面,照规矩先请圣安,然后叙话。载勋殷殷问起行在的情形,葛宝华略略敷衍了几句,随即起身告辞,转往蒲州府衙门。 蒲州知府惠格,首县永济知县项则龄,早就在待命了。葛宝华已看好了一处地方,行台后面有座久无香火的古庙,下令在那里作为载勋毕命之地。 于是项则龄亲自带人到古庙去布置,惠格则带领亲兵在行台周围警戒弹压。一切就绪,葛宝华到达古庙,派项则龄去传载勋来听宣上谕。 载勋倒也很气概,换上全套亲王的公服,大踏步走了来,一见葛宝华,用手摸着颈后问道:“要我的脑袋?” 葛宝华不答,只高声喊道:“有旨!” 听得这一声,载勋及在场的官员吏役,一齐下跪,静听钦差宣读上谕。 上谕是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所发:“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着赐令自尽。派署左都御史葛宝华前往监视。” 赐死亦是恩典,照例应该谢恩。不过,载勋却想不起这套仪注了,站起身来,涨红了脸说:“我早知必死。恐怕老佛爷亦活不长了!钦差,跟我家里人还可以见个面吧?” 一言未毕,庙门外哭声震天,一个旗装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踉跄奔来,这就是载勋的侧福晋与他的独子溥纲。 母子俩扑进门槛,抱住载勋的腿,哭得越凶,载勋亦是泪流满面,一把拉起溥纲,呜咽着说道:“你总要报效国家,咱们大清朝的江山,万万不能送给洋人!” 溥纲只是哀哀痛哭,也不知他听进去了没有?她那母亲更是失了常度,扑倒在地打了个滚,便即昏厥。当然,这不会影响载勋的“终生大事”,一面有人抬走了他的侧福晋,一面有人引着他到了后面的一间空屋。 屋子是特意锁上的,开锁推门望进去,空宕宕地只有中间有张踏脚凳,上方由梁上垂下来簇新的一条白绸带,显得异常刺目。 “王爷请!”葛宝华低着头,摆一摆手,作个肃客的姿态。 “钦差办事真周到,真爽快!”载勋拱拱手说:“来生再见了!” ※※※ 毓贤本来发配新疆,走到兰州,有朝旨追来,就地正法,派按察使何福堃监斩。藩司李廷萧本是由山西调来的,此时署护陕甘总督的关防,心里在想,监斩应该派他而竟派了何福堃,必是因为他在山西承毓贤之命杀了许多西洋教士之故,看起来迟早不免!于是,跟英年一样,大年初一结果了自己的性命,是吞金屑自杀的。 毓贤从起解之时,便已有病,听说定了死罪,更是神智恍惚,奄奄一息,所以正月初四绑上法场,不似载勋那样死得生气勃勃。不过,一死之后,却传出两副自挽的对联,一副是:“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耄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另一副是:“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有人说,这两副自挽联,文字虽浅,但怨而不怒,其鸣也哀,不似毓贤的为人,而气息仅属之际,亦未必能从容构思,应该是幕友所捉刀。 ※※※ 给洋人的照会,说得明明白白,正月初三降旨,初六处决。英年自尽,载勋赐死,毓贤处斩,都有电报到京,但赵舒翘却无下文。 初六那天,各国公使派人到贤良寺探问动静的,络绎不绝,李鸿章口头上答复:“遵旨处分,决无差错。”而心里却是不怎么宁帖,到得上灯时分,沉不住气了,发了个电报到西安,催问究竟。 电报到西安,已在深夜,值班军机章京译好了送到在“满城”的荣禄公馆。听差接下,送入卧室,荣禄只问了一个事由,便即翻身向里。他就在等这么一个电报,因为他亦深知决不能失信于洋人,但慈禧太后犹有保全赵舒翘之意,不便固请。如今有了这一道赵舒翘的“催命符”,次日面奏,有词可借,他可以睡得着了。 于是第二天上午八点钟,降旨赐赵舒翘自尽,派新任陕西巡抚岑春煊监视,限下午五点钟复命。 岑春煊很机警,知道西安百姓对此事颇为不平,而赵舒翘在本乡本土,亲戚故旧很多,消息泄漏,一拥而至,即无麻烦,亦多纷扰。因而只带几名随从,骑着马到了赵家,进了大门,方始说破,是来宣旨。 上谕是初三就下来的,赵舒翘早就知道了,原定初六惩办,而又迟了一日,在他看,更是慈禧太后有意加恩,不与他人同样办理的确证。因此,跪着听完上谕,赵舒翘问道: “还有后旨没有?” “没有!” “一定有的。”赵舒翘极有把握地说。 岑春煊不便跟他争,也不便逼得太紧,只说:“展公,奉旨酉刻复命。” “我知道,我知道!不到中午就有后旨了。” 向来召见军机,至迟上午十一点钟,“承旨”、“述旨”,差不多皆已妥帖。如有特赦的“后旨”,一定也是交代军机,“刀下留人”,迟不得半点,当然即时便有章京来送信,所以赵舒翘有那样乐观之语。 岑春煊无话可说,只能在厅上坐等。赵家派了人到军机处去打听信息,中午回报,军机大臣已有两位回府了,并无特赦的后旨。 “老爷,”赵夫人泪眼汪汪地说,“洋人逼着不肯饶,太后也教没法子!我们夫妇一场,一起死好了!一定再没有什么圣旨了。” 赵舒翘只是皱着眉,一脸困惑的表情。见此光景,赵太太便取了一个金戒指,用剪刀剪成一丝一丝,拿个碟子盛了,另外倒一杯茶,一起捧到丈夫面前。 赵舒翘紧闭着嘴不作声,好半天才拈了一撮,用茶吞下肚去,往软榻上一躺。这时室内虽只赵夫人一个人,室外却已围满了子媳家人,一个个眼中噙泪,默默注视。赵舒翘先是瞑目如死,不久,哼了一声,翻身坐了起来。 “太太,”他说:“趁我还有一口气,我交代交代后事。” 于是子孙一齐入室,跪在地上,听他的遗嘱。赵舒翘的壮硕是有名的,又当悲愤之时,嗓音更大,从他服官如何清正勤慎说起,滔滔不绝。讲了有个把钟头,亲戚来了。亲戚已经到得不少,岑春煊不放进来,及至越来越多,阻不胜阻,放进一个,其余的接踵而至,很快地挤满了上房。 “这都是刚子良害我的!”赵舒翘向亲友说道:“我的命送在他手里,冤枉不冤枉?九十三岁的老娘,还要遭这么一件惨事,我真是死不瞑目!”说罢放声大哭。 哭声响得在大厅上的岑春煊都听见了。先当是赵舒翘毕命,家人举哀,赶紧往里奔去,到得垂花门,才知道是赵舒翘自己的哭声,中气十足,怎么样也不能想象他是将死之人。 看看复命的时刻将到,岑春煊不免烦躁,将赵府上一个管事的帐房找了来,沉着脸说道:“这是拖不过去的事!到底怎么样,请你进去问一声,如果不愿遵旨,索性明说,我对上头也好有个交代。” “不愿遵旨”就是抗旨,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赵家帐房赶紧答说:“请岑大人不要误会,决不敢不遵旨。不过,岑大人明鉴,这件事实在很为难,已经吞了金屑了,只为敝东翁体气一向很强,一时还没有发作。” “没有发作是力量不够!你们要另外想法子啊!” “另外想什么法子呢?” “嘿!”岑春煊是哑然失笑的样子,“一个人想活也许很难,要死还不容易吗?大烟、砒霜,那样不能致命?” “那,那就服大烟吧!” 不知是分量不够,还是赵舒翘的秉赋过人,竟能抵抗烟毒?吞下两个烟泡,依然毫无影响。这时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到了,见此光景,便向岑春煊说道:“云翁,展如的情形你都看见了,罪非必死,情亦可矜,似乎也可以复命了。” “复命?”岑春煊大声问说:“人还没有死,我怎么复命?” 薛允升默然。他原是一种含蓄的请托,希望岑春煊将赵舒翘吞金、服鸦片皆不能死的凄惨情形,据实奏闻,然后由朝廷据以跟洋人交涉,或许看在“人道”二字头上,可望贷赵一死。谁知岑春煊毫不理会,答得这样决绝,以薛允升的地位,就不能多说一句话了。 “也罢!”薛允升站起身来对赵家的人说:“服砒吧!”说完,掉头向外走去,不理岑春煊。 砒霜不比鸦片那样方便,等弄来已晚上八点钟了。岑春煊在窗外监视着等赵舒翘服了下去,约莫一顿饭的工夫,开始呻吟了。这是毒性发作的初步,岑春煊不必再看,仍回大厅坐等。 这时首府西安府知府胡延,得知巡抚至今不能复命,亦不愿接受赵家款待,一直枵腹坐等的消息,赶紧派人备了食盒来“办差”,岑春煊吃得一饱,问左右从人:“怎么样了?” “还没有咽气,只说胸口难过,要人替他揉。” “大概也快了!”胡延说道:“赵公身体太好,平时大家都羡慕,不想今天反受了身体好的累了。” 岑春煊不答他的话,看一看表说:“九点钟!” 复命的时限早就过了,岑春煊对赵家没有决绝的处置,深表不满。但以巡抚之尊,亦无法打什么官腔,发什么脾气,因为赵家上下都不理他,人来人往皆以仇视的眼光相看,若不知趣,很可能会吃眼前亏,唯有忍着一口气,耐心等待。 看到这种情形,胡延当然不愿多作逗留,当他起身告辞时,岑春煊突然一把拉住他说:“胡老哥,你不忙走,我跟你商量件事。” “是!”胡延无奈,站住脚说:“请大人吩咐!” “赵家不知道在捣什么鬼?”岑春煊放低了声音说,“钦限是酉刻,如今过了四个钟头了,到十一点子时,就是明天正月初八的日子了,复命迟几个钟头,犹有可说,迟一天,公事上就交代不过去了。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胡延心想,要人性命的事,自己就有主意也不能出,免得一则造孽,二则结怨。因而很快地答说:“大人何不请幕友来商量?” “来不及了!而且也不便张扬。”岑春煊说:“我拜托贵府,回去以后马上找司狱问一问,有没有什么人死而无痕迹的好法子?问清楚了以后,赶紧派人来告诉我。” “是!”胡延答说:“我派司狱来,请大人当面问他。” “不!”岑春煊说:“你一定要问明白,如果他没办法,来亦无用。” “是了!我让司狱去问狱卒,问清楚了,让他当面来回禀大人。” “好!叫他穿便衣来。” 胡延答应着走了。而岑春煊却真有度日如年之感。 到了十点多钟,在赵家门外看守的抚署亲军,领进来一个穿便衣的瘦小中年人,向岑春煊行了礼,说是胡延派来的,自报履历:“西安府司狱燕金台,河南陕州人,监生出身。” “胡知府跟你说了没有?” “说过了。” “你有法子没有?”岑春煊问。 “有是有个法子,不过只听人这么说,从来没有试过也不知道灵不灵……。” “你不必表白!”岑春煊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没有试过,你只说这是个什么法子好了。” “这个法子叫‘开加官’……。” 法子很简单,一说就明白。燕金台的话刚完,自鸣钟噹噹地敲了起来。 “十一点,是子时了!”岑春煊大声吩咐:“到里面去看一看!” 看了回来报告,赵舒翘依然未死,又哭又嚷,妻儿陪着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了局? “这可不能再拖了!把赵家管事的人,请一个出来。” 来接头的仍是那位帐房。岑春煊这一次的话很容易说,但也很厉害,他说他虽奉旨监视赵舒翘自尽,但也仅止于赵舒翘咽气之后看一看而已,决没有逼人去死的道理。如今已交正月初八子时,无法再等,只有据实复命,请他转告赵家。 所谓“据实复命”,无非奏报赵舒翘应死而不死,既然“赐令自尽”办不到,那就只有“赐死”,换句话说,是由朝廷派人来杀赵舒翘!这不但是自取其辱,而且家属亦可能因此而获罪。赵家帐房识得其中的轻重,转而请教岑春煊,如何才可以使赵舒翘毕命? “没法子!”岑春煊指着燕金台说:“西安府的司狱老爷在这里,你自己跟他请教!” 岑春煊这一手很不漂亮,燕金台深为不悦,但碍着他的官大,只好公开了“开加官”的方法。赵家帐房回进去细说缘由,赵夫人垂泪点头。可是,谁来动手,却又成了极大难题。最适当的人选,自然是燕金台,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肯。最后还是赵舒翘的大儿子出来下跪,恳求“成全”,燕金台方始很勉强地答应下来。 到得上房,只见赵舒翘躺在床上,面如猪肝,辗转反侧地呻吟不止,只嚷“口渴”。赵夫人上前说道:“老爷,你忍一忍,马上就会很舒服了。” “啊!啊!”赵舒翘喘着气说:“有什么法子,快点!别让我再受罪了!” 赵夫人点点头,闪身避开,岑春煊使个催促的眼色,燕金台便将预备好的桑皮纸揭起一张,盖在赵舒翘脸上,嘴里早含着一口烧刀子,使劲一喷,噀出一阵细雾,桑皮纸受潮发软,立即贴服在脸上。燕金台紧接着又盖第二张,如法炮制。赵舒翘先还手足挣扎,用到第五张,人不动了,燕金台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室中沉寂如死,只听得自鸣钟“滴答、滴答”地好大的声音。好不容易看钟上长针移动了两个字,燕金台上前摸一摸赵舒翘的左胸,轻声说道:“赵大人归天了!” 就这一声,赵家忍之已久的哭声,一下爆发。岑春煊走上前去,细细检视,那五张叠在一起,快已干燥的桑皮纸,一揭而张,凹凸分明,犹如戏台上“跳加官”的面具,这才明白“开加官”这个名称的由来。 到第二天岑春煊进宫复命时,才知道赵夫人也仰药自殉了。 ※※※ 为了安抚起见,荣禄特为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宣达革职的同时,送交董福祥。信中无非细道朝廷的苦衷,说洋人欺逼太甚。朝廷不得不格外委屈,革他的职,是不得已而敷衍洋人。朝廷深知他忠勇性成,必当多方保全,希望他善抚旧部,待机而起,为国报仇雪耻。 但董福祥当然亦知道,这封信的作用,是希望他安分守己。年纪大了,钱也有了,光是七月二十一洋人破京之时,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果然朝廷有保全之意,倒亦不妨闲居纳福。就怕削兵权是要他脑袋的第一步,仅仅朝廷不愿深究,未必能保平安,必得洋人有何严厉的要求,而朝廷抵死不从,才能安度余年。 因此,他认为有表示态度的必要,尤其要让荣禄心存顾忌。于是,召集幕友,几番讨论,写成一封复信,派专差递到西安。 荣禄拆开信一看,上面写的是:“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复嘱祥来京,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奉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拚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看完这封信,荣禄将牙齿咬得格格地响,血脉偾张,通宵不能安枕。董福祥以侮蔑为要挟,说“围攻使馆,不妨开炮”,固是倒打一耙,瞪着眼说瞎话,而所谓“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竟是指他在戊戌政变时,有弑帝的企图,这更是血口喷人! 最使他不服气的,是最后那一段话,国事到此地步,董福祥竟然有叛乱之意,真恨不得面奏两宫,即时降旨,将董福祥逮捕处死。可是,目前是办不到的事,要出这口气,只有俟诸异日了。 但董福祥的隐含要挟之辞,虽可不理,甘军的动向却不能不察。好的是,在这方面荣禄早已下了工夫。甘军从董福祥回甘肃后,全军即由固原提督邓增所统率,此人籍隶广东新会,十七岁从军,辗转投入左宗棠部下,西征之役,跟着左宗棠从福建到了西北,官阶是三品的游击。 左宗棠西征,最讲究兵器,而邓增以善用炮知名,而专管开花炮队,隶属曾国藩“陪嫁”的刘松山一军。刘松山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邓增在刘锦棠部下迭建大功,升为总兵,先驻伊犁,后调西宁,宦辙始终不离西北。 光绪二十一年夏天,回乱复起于青海,湟水上下游,自西宁至兰州,皆为戾气所笼罩,汉人被屠杀了十几万之多。其时董福祥以喀什噶尔提都,受命平乱,节制前敌诸军,回乱至第二年秋天平服,董福祥加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宫衔”,又得了一个骑都尉的世职。邓增本来拜过董福祥的门,此役中又特别出力,因而在“保案”中叙功居首,升为固原提督,同时亦成了董福祥的心腹大将。 为了洋人的抗议,以及刘坤一、张之洞的要求,一方面要逐董福祥远离辇下,而一方面又以甘军毕竟与杂凑成军,未曾见过硬仗,一闻炮声,不战而溃的所谓“勤王义师”,不可同日而语,保护行在,未能全撤。因此,经过荣禄幕后的策划折冲,董福祥将甘军交与邓增代领,自己只身回甘。这一来,邓增的身价大为提高,荣禄亦多方笼络,已能通过邓增,指挥甘军。当然,甘军在西安的军纪不怎么好,亦就曲子优容了。 西安有两个戏园,每日必到的第一号阔客,就是大阿哥溥儁。他不喜欢读书,所好的是舞枪弄棒,驰马逐猎,再有一项就是听戏。每到午饭以后,戏园中只看到一个歪头翘嘴,头戴金边毡帽,身穿青缎紧身皮袍,外罩枣红巴图鲁褂子的精壮少年,由一群太监簇拥而来,那就是大阿哥。 大阿哥爱武戏,武戏中又爱短打戏,听之不厌的是一出连环套。虽然不敢公然彩串,但每喜司鼓,“点子”当然下得不怎么准,无非场面跟唱的凑合着他,敷衍完事。 有一天是载澜与大阿哥叔侄俩,到城隍庙前的庆喜园去听戏,溥儁一时技痒,又坐到“九龙口去”权充鼓佬,打的是一出《艳阳楼》,高登上场亮相,一个“四记头”没有能扣得准,台下有甘军喝彩起哄。大阿哥脸上挂不住了! 这一下当然要出事,连载澜在一起,跟甘军打了一场群架,很吃了一点亏。邓增不免吃惊,赶紧先去见荣禄,引咎自责。荣禄却派大阿哥与载澜的不是,很安慰了邓增一番,说是不必理这回事,凡事有他作主。 果然,载澜来告甘军的状时,反为荣禄数落了一顿。那叔侄俩一口气不出,迁怒到戏园,跟岑春煊一说,将两家戏园,一律封禁,园主锁拿,四十板子一面枷,在城隍庙前示众三天,方始释回。沽名钓誉的岑春煊又出了一张布告:“两宫蒙尘,万民涂炭,是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图卧薪尝胆,何事演戏行乐?况陕中旱灾浩大,尤宜节省经费,一切饭店、酒楼均一律严禁。” 其时京师逃难的官员,陆续奔赴行在,各省京饷,亦纷纷解到西安,市面正将热闹之际,遭此打击,顿形萧条。于是戏园、酒肆的主持人集会商量,决定活动内务府大臣继禄,转求李莲英,请他想法子开禁。 法子很简单,能鼓动慈禧太后传戏,自然就可以开禁。那知李莲英稍微露点口风,便碰了个大钉子,“这是什么年头儿?”她说:“我那有心思听戏?”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次走的是岑春煊言听计从的张鸣岐的路子,机会很好,久旱的关中,下了一场大雪,明年的收成有望,就有文章好做了。 这一次开禁的告示,措词很冠冕:“天降瑞雪,预兆丰盈,理宜演戏酬神。所有园馆一律弛禁,惟禁止滋闹,如违重惩。”弛禁的那天,岑春煊还穿了行装,带着手捧大令的戈什哈亲自到各戏馆去巡视,打算抓到闹事的人,就在戏园前面正法,借以立威。 闹事的人不曾遇见,却遇见了一班宗室来消遣,岑春煊所出的告示中,虽有“本部院久已视官如寄,不知权贵为何如人”,但对真正有权的贵人,还是很巴结的,管李莲英就叫“大叔”。此时见了一班宗室,想起该报慈禧太后的特达之知,正好把自己的主意提出来征询大家的意见。 “皇太后的万寿快到了!”他说:“今天十月初六,只有四天,就是正日。天降瑞雪,也正好庆贺、庆贺。” 话还未完,只听有人厉声说道:“国家衰败到此地步,最近听说东陵都让洋人给占据了,不知道怎么才对得起祖宗!这样子还要做生日吗?如果有人上奏,我非反对不可!” 敢于公然指责慈禧太后的,是宣宗的长孙载治之子溥侗,他是在未立大阿哥之前,有继承皇位之望的“伦贝子”的胞弟,行五,都称他“侗五爷”。 这位“侗五爷”别号“红豆馆主”,年纪虽轻,在宗室中很有名,多才多艺,尤精于顾曲,昆腔、乱弹,色色皆精。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理世务的濁世佳公子,不道出言锋利,如此耿直!对慈禧太后尚且不懼,此外复何所畏? 岑春煊自知惹不起他,改容相谢,就此不谈这件“做生日”的不合时宜之举了。 不过,戏园虽已弛禁,溥儁的兴致已经大杀,因为十一月初一开议,第一件事就是谈惩处祸首,而众目所集,在于载漪。毕竟父子天性,而且休戚相关,所以形迹倒收敛了不少。 甘军亦复如此,那是邓增的约束之功。为此,荣禄颇为嘉奖。如今由于董福祥的要挟,荣禄格外笼络邓增,特为邀了他来,说了好些推心置腹的话,邓增亦不断为董福祥解释,并致歉意。这一来,荣禄放心了,董福祥的那封信,自然也不必当它一回事了。 ※※※ 赵舒翘赐令自尽,业已毕命的消息到了京城,李鸿章立即分别照会各国公使,接着便单独与日本交涉,索回启秀、徐承煜二人。 交涉很顺利。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一口应允照办,约定第二天由刑部到日军司令部提人。 这天晚上,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设宴款待启秀、徐承煜二人,接到邀请,徐承煜大为兴奋,断定将被释放,所以日军司令为他们设宴祝贺。 启秀却不是这么乐观,在筵席上一直默然无语。酒到一半,山口方令通事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他们正法。徐承煜顿时颜色大变,极口呼冤,大骂洋人狼心狗肺。 启秀却很镇静,还劝徐承煜,应该痛悔前非。徐承煜那里肯听,整整闹了一夜,但等天一亮,反而寂然无声,已是神智昏迷,吓得半死了。 到得十点钟,刑部来提人。京中大小衙门,尽为联军所占,唯一交还的是刑部,因为百姓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审,都要移送刑部惩办。因此只有刑部尚书贵恒、侍郎景沣、胡燏芬最为忙碌,司官星散,提人也只好景沣带着差役,亲自办理了。 两乘没顶的小轿,先抬到刑部大堂过堂,做完了照例的验明正身的手续,原轿抬到菜市口。洋人闻风而至,不计其数,有的人还架着照相机,东一蓬火、西一蓬火地烧药粉照明,将徐承煜的下场,纷纷摄入相机。 “天道好还!”大家有着相同的感慨,“徐承煜监斩袁昶、许景澄,是何等得意。谁想得到,曾几何时,当时伺候‘二忠’的刽子手会来伺候他?” ※※※ 和议终于可望达成了。最主要的一条,赔偿兵费的数额及年限,取得了协议,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以金价计算,四十年清偿,未偿之款另加年息四厘。预计要到“光绪六十六年”方能偿清。 这笔空前庞大的赔款中,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照威德自己的计算,俄国战事上的损失,总共不过一亿七千万卢布,所得赔偿,折合卢布达一亿八千四百万之巨,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而劫掠所得,则更无法计算。因此,拉姆斯道夫在他国内洋洋得意地说: “我国这一次进兵东三省,是有史以来最够本的战争。” 于是四月二十一下诏,和局已定,择于七月十九回銮。预定出潼关,经函谷,到开封,由彭德、磁州到保定,坐火车回京。 其时吴永亦正回西安,他是上年秋天,由于岑春煊的排挤,军机处的不满,被派了个赴两湖催饷的差使,在武昌过的年,而且又续了弦。三月里结束公事,料理西上之时,在荆门接到一个电报,催回行在。 一到照例宫门请安。第二天头一起就召见,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仿佛如见远归的子侄一般,满面春风地问起旅途中的一切。然后说道:“如今和局定了,回銮的日子也有了,我想还是要你沿路照料,所以打电报把你催回来。” “是!臣亦应该回行在来复命了。” “我前些日子才知道,原来岑春煊跟你不对,他们把你挤出去的。”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你出去走一趟也好。如果你们两个混在一起,不定闹出什么花样来!” “臣并不敢跟他闹意见,只是岑春煊过于任性,实在叫人下不去。”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岑春煊脾气暴躁,我知道的。” 看样子一时还谈不完,而吴永吃过一次亏,已有戒心,奏对时间太久,遭军机大臣的怪,所以抓住这个空隙,跪安而退。 回到寓所不久,慈禧太后派了太监来,颁赐亲笔书画折扇一柄,银子三千两,袍褂衣料十二件,准吴永到内库中,亲自去挑选。接着,军机处派人来通知“奉懿旨,吴永着仍伺候宫门差使。” 此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俞廉之,在奏复吴永催饷办理情形的折子中,都有附片密保,吴永才堪大用。因此,两宫定期正式召见。一起三个人,除了吴永以外,另外两个是孙宝琦与徐世昌,出于庆王及袁世凯的密保。 吴永不知见过两宫多少回,但这一次仪注不同,高坐在御案后面,手中执着写明召见人员履历的“绿头签”的慈禧太后,俯视一本正经,行礼报名的吴永,自觉滑稽,忍俊不禁,几乎笑出声来。 等退了朝,慈禧太后忍不住向李莲英笑道:“吴永今天也上了场,正式行起大礼来,真象唱戏似的!” 这话与“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的喜信,同时传入吴永耳中。感激之余,颇思报答,因而想起张之洞的一段话。 张之洞是这样说的:“这一次的祸端,起于大阿哥,酿成如此的大变,而此人还留在深宫,备位储贰,何以平天下之心?况且祸根不除,宵小生心,又会酿成意外事故。他一天在宫中,则中外耳目,都不安,于将来和议,会增加无数障碍。因此,如今之计,亟宜发遣出宫。如果等洋人指明要求,更失国体,何不及早自动为之。老兄回到行在,最好先把这番意思,密奏皇太后,不妨道明,是张之洞的主张。只看老兄有没有这个胆量?” 吴永胆量是有,但有当初奏保岑春煊而招致军机不满一事的前车之鉴,决定先问一问荣禄的意向。 于是找个能单独相处的机会,吴永将张之洞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并又问道:“这件事我不能冒昧,能不能跟皇太后说,请中堂的示。” 荣禄一面坐着用橡皮管子抽鸦片,一面瞑目沉思,直到抽完三筒“长、黄、松”的烟泡,时隔十余分钟之久,方始张目开口。 “也可以说得!”荣禄慢慢点着头,一脸筹思已熟的神情,“以你的地位、分际,倒是恰好。象我们就不便启齿。” 吴永知道,这倒不是他怕碰钉子,是怕说了不见听,以后就不便再说了。如今照他的看法,自己不但可以说,而且说了会有效,不由得勇气大增。 “不过,你措词要格外慎重,切戒鲁莽。” “是!”吴永加了一句:“当然不能当着皇上陈奏。” “那还用说吗?你好好用点心,奏准了,就是为国立了功,也帮了我们的忙。” 荣禄的鼓励,自比张之洞的激劝更有力量,吴永从此一刻起,便以找寻机会,向慈禧太后进言,列为宫门伺候的第一件大事。 这天上午是慈禧太后单独召见,问过一些琐碎的事务,吴永发觉她神气闲豫,颇有想聊聊闲天的意向,而左右恰好无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再不开口,等到何时? 于是他定定神,尽力保持着从容的语气说:“臣此次从两湖回来,听到外面的舆论,似乎对于大阿哥,不免有闲话。” “喔,”慈禧太后略有诧异之色,“外面说点什么?跟大阿哥有什么关系?” “大阿哥随侍皇太后左右,当然与朝政毫无关连。”吴永将心口相商,不知琢磨了多少遍的话,慢慢说了出来:“不过大家的看法,以为这一次的事情,总由大阿哥而起,如今仍旧留在宫里,中外人民,不免胡乱揣测,就是在对外的交涉上,亦怕徒增妨碍。如果能够遣出宫外,则东西各国,必定称颂圣明,和约就容易就范了。臣在湖北的时候,张之洞亦这么说,命臣奏明皇太后、皇上。张之洞又说,此中曲折,必在慈圣洞鉴之中,不必多奏,只是事事要皇太后亲裁,太忙或者容易遗忘。只要一奏明了,皇太后定有下慰臣民、外安列邦的区处。” 后面这段话,措词极其婉转,亦很象张之洞的口吻,慈禧太后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了!凝思了好一会,放低了声音说:“这件事,你在什么人面前都不必提起!到了开封,我自有道理。” “是!”吴永恭恭敬敬地答应,心里在想,这张“无头状子”大概可以告准了。 辞出宫来,又将奏对的经过回想了一遍,慈禧太后虽有谨守慎密之谕,但对荣禄,应是唯一的例外。于是,吴永即刻谒见,要求摒绝从人,将此事的结果,秘密相告。 “很好!渔川,你这件事办得很妥当。”荣禄又似自问,又似征询地说:“该怎么酬庸呢?” “中堂栽培之日正长,”吴永客气地答说:“不必忙在一时。” 荣禄不答,想了一会,接着他自己的话说:“现在倒有一个道缺,地方远一点。好在上头一时也还不肯放你走,路远路近无所谓,你先占了这个缺,随后再想法子替你调。” 这个缺是广东的雷琼道,韩文公流放之乡,海刚峰出生之地的中国版图中极南之区。不过,补缺的同时,另有一道上谕:“新任广东雷琼道吴永,着缓赴新任,监办回銮前站事宜,并仍照旧承应宫门事务。” 这一下很快地传了开来,吴永是皇太后面前,第一红人。包括孙宝琦等人在内,纷纷登门道贺,啧啧称羡,形于词色。 而吴永却是苦在心里,知道以后做事做人更难了。 本来由怀来到太原的宫门事务,都由吴永一手承办。所谓“宫门事务”,即是地方官及各省差官,有事向宫门接头时,由吴永居间联络折冲。他是地方官,深知个中苦况,所以持平办事,不让太监有凌逼勒索的情事。“宫门费”不丰不俭,按股匀分,倒也相安无事。 可是,此番重掌前职,情况完全不同了。因为自太原至西安,他的职司改归岑春煊接替。此人善于投机,猎官不择手段,是肯管李莲英叫“大叔”的人,当然不会放弃借花献佛,巴结近侍的机会,所以一反吴永所为。凡是各省解饷进贡的差官,岑春煊都出面替太监“讲斤头”,使费不足,多方挑剔,让人交不了差。每到一州县,第一件事就是谈“宫门费”,多则上万,少亦七八千。此外只要跟宫门打到交道,他一定代为需索。这一来,太监们自无不高兴,众口一词地说: “岑三儿够交情。” 相形之下,吴永便招恨了,太监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气量小的,所以当吴永初回行在,奉懿旨仍旧照料宫门时,便有个李莲英的亲信,专管各省贡品的太监赵小斋,当面向他诘责。 “我们从前都蒙在鼓里,被你吴大老爷刻薄死了!还亏得岑三懂交情,肯帮忙,动是千儿八百的,作成我们吃口饱饭。横竖使的人家的钱,百姓头上搜括,来路容易,也落得大伙儿做个人情,偏是你掂斤播两的,区区几两银子,还要叫人请安谢赏,这不存心耍我们吗?” 当时吴永知道此番归来,召见“过班”,必蒙外放实缺,照料宫门,是个短局,既然太监有此怨言,大可撒手不管。可是这一次明文奉了上谕,而且督办回銮前站事宜,不能不管宫门,也就不能不做恶人。而况如今的太监,居安而不思危,已恢复了在京的气焰,浑非去年流离道路,求一饱而不可得,所望不敢过奢的境况。吴永意料到以后的麻烦不但会多亦不会小。 ※※※ 本来定期回銮的上谕一宣布,人心原已大定,但朝廷内部有异见,各省疆吏亦有难处,因而慈禧太后的心又活动了。 朝廷中,军机大臣鹿传霖首建幸陕之策,至今亦仍不以亟亟乎回銮为然。因为他是同情旧党的,提起刚毅、赵舒翘,言下之意,总觉得他们死得可惜。 有时酒后大言,鹿传霖说洋人如不肯就范,不妨再决雌雄。他的话谁也不会理他,但侧面主张两宫仍留西安,亦可以看出他始终有“固守关中,俟机东向出击”那种两千年前的兵略思想。 在疆吏,主要的是怕期限太促,误了差使。第一个近在咫尺,接替岑春煊而为陕西巡抚的升允,上折奏报:“天时炎热,道路泥泞,请展缓行期。” 其次是河南巡抚松寿上奏,说是今年夏天,积雨连旬,黄河大水泛滥,跸路多被冲毁,灵宝、阌乡一带为古函谷道,深沟一线之路,山洪暴注,尤为危险,至今泥深数尺,步步阻滞。此外巩县的行宫,亦由于洛水漫溢,工程有所损失,刻正设法赶修之中。同时又说,七月间的“秋老虎”很厉害,圣母高年,不宜跋涉。因而建议,将回銮之期改至中秋以后。 这一次跸路所经,横贯河南全境,松寿的责任特重,他的话亦就格外有力量。不过展期启驾,虽成定局,却不便过早宣布,怕影响了沿路整修桥道的工程,更怕引起无谓的揣测。而揣测终于不免。 流言纷纷,说来亦有道理。一说,慈禧太后怕回京以后,各国会提出酿成拳祸的首要责任,促请归政,所以不许皇帝回京。又一说,慈禧太后倒还坦然,是李莲英怕她失权就会失势,极力丛恿,暂留为佳。 至于展期的次第,亦言之凿凿。说第一次改期在中秋以后,第二次改期在九月初三;第三次必以慈禧太后万寿为借口,改期十月半中旬,第四次则以时序入冬,不宜道路,改至明年春天,这样一改再改,结果是遥遥无期。 当然,这些流言,亦非全无根据。慈禧太后确有一个坚持不移的宗旨,洋兵不撤,决不回銮。而各国的意见恰好相反,要等两宫自西安启銮,方肯全撤。为此和约虽经定议,就为撤兵确期一节,所见相左,迟迟不能签订。 ※※※ 费了好大的劲,拖到七月二十五终于在贤良寺订了和约。李鸿章抱病出席,与庆王奕劻占大餐桌的一面,正对面是外交团领袖,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其余德、奥、比、美、法、英、意、日、荷、俄十国公使,列坐三面。略一寒暄,由葛络干宣读条约全文,共计十二款:第一、对德谢罪;第二、惩办祸首;第三、对日谢罪;第四、于外国坟墓被掘处建碑;第五、禁止军火运入中国;第六、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第七、使馆驻军;第八、削平大沽炮台;第九、各国于北京、山海关间驻军;第十、张贴禁止仇外之上谕;第十一、修濬白河、黄浦江;第十二、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读完法文本,再由中国方面的随员宣读中文本,然后由奕劻与李鸿章先画押,是画的几十年不曾一用的“花押”。 等各国公使依序签署完成,庆王奕劻虽觉心情沉重,但亦不无仔肩一卸的轻松之感,只有李鸿章,心事反而愈重!公约虽成,俄约棘手。公约未成之际,俄约犹可暂时搁置,如今则推无可推,拖无可拖,而且预料格尔斯等人的催逼,会日甚一日。八十老翁,竟陷于内外交迫,摆脱不能,动弹不得的困境,想起来真如一场噩梦,而且是不醒的噩梦。 回到贤良寺,上上下下,一片沉默。李鸿章整夜失眠,长吁短叹,令人酸鼻,可是没有人敢劝他,也不知如何相劝?唯一敢在他面前发议论,谈得失的张佩纶,从发了辞差的电报,就请假回江宁了。此外,只有一个于式枚,比较起来,能够使李鸿章不至于因为肝火太旺而大发脾气,所以大家公推他去伺机劝慰。 于式枚长于文笔,拙于言词,一清早见了李鸿章,只请个早安,竟别无话说。 “庆邸怎么交代?”李鸿章问道:“画押一事,是否先发电报,请代奏?” “是的。已经发了,只说已画了押,不及他语。” “你看,是不是应该将这次议约的苦衷,详细奏报?” “看中堂的意思。” “我看一定要有此一奏。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心事如潮,反不知从何说起,你倒拟个稿子来看。” “是!”于式枚说:“请中堂列示要点。” 李鸿章想了一下说:“前一阵子我听人说,军机上还有类似刚子良之流所发的论调。真正是国家的气数!中国元气大伤,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 “这一层意思,只有摆在最后说。”于式枚问:“前面呢?” “自然是谈和议之难,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于式枚点点头又问:“请从速回銮的话,要不要提?” “不必提了!既有明谕,不必饶舌。” 于式枚很快地拟好奏稿。李鸿章看上面写的是:“查臣等上年奉命议和,始而各使竟将开议照会驳回,几莫测其用意之所在。嗣于十一月初一日,始据送到和议总纲十二款,不容改易一字。臣等虽经办送说帖,于各款应商之处,详细开说,而各使置若罔闻。且时以派兵西行,多方恫吓。臣等相机因应,笔秃唇焦,所有一切办理情形,均随时电陈折奏。” 看完这一大段,李鸿章停了下来,沉吟着说:“‘笔秃唇焦’之下,应该有两句话,表示苦衷。” “是力不从心之意?”于式枚问。 “不止于此!”李鸿章提起笔来,在“笔秃唇焦”下面,添上一小段:“卒以时局艰难,鲜能补救,抚衷循省,负疚良深。” 中间是叙议定以后,枝节丛生,种种委屈。最后,于式枚将李鸿章的话叙了进去:“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卒,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和议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我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可或复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悽悽之愚,伏祈圣明垂察。” “没有能说得透彻。可也没有法子了!”李鸿章说:“拜发吧!” “中堂,”于式枚问:“是不是要请庆王先过一过目?” “为什么?”李鸿章忽然又发脾气了,“他事事掣肘,专听日本小鬼的话,不必理他!” 这顿脾气,发得于式枚心里很难过。李鸿章的“中堂脾气”是出了名的,于式枚相从多年,司空见惯,而况又非对他而发,更无须介意。他难过的是,李鸿章的“中堂脾气”,向不乱发,甚至以发脾气作为一种亲昵的表示。北洋与淮军中很有人知道他的脾气,他喜欢用一句合肥土话骂人:“好好搞你娘的!”若有人得他此一骂,升官发财就大有望了! 然而,如今不同了!李鸿章郁怒在心,肝火特旺,常常忍不住大发一顿脾气,八旬老翁,何堪常此喜怒无常?于式枚感到难过的是,怕李鸿章的大限不远。

进攻使馆区归甘军负责,破西什库则是义和团的事。但法术无灵,死伤累累,刚毅先还短衣腰刀,亲临督战,后来因为受不住令人欲呕的尸臭,也就知难而退。不过,每天都要到庄王府探问消息,大师兄总是毫不在意地说:“镇物太多! 教堂顶楼,不知道有多少光腚女人,把法术冲破了!” “这一说,西什库教堂是攻不下来了?” “那有这话!”大师兄依然若无其事地:“破起来快得很!” “很”字刚刚出口,大师兄的神色突然变了,眼光发直,双唇紧闭,慢慢地眼睛闭上,神游太虚去了。 好一会,大师兄方始张开眼来,慢慢摇着头说:“不好,很不好!虎神营有汉奸!” 虎神营已是载漪的子弟兵,其中居然有汉奸,岂不骇人听闻?而大师兄的语气却不象猜测之词。 “那么是谁呢?” “此刻不能说。这也是天机,不可泄漏,到时候自见分晓。” 第二天就见分晓。虎神营一个管炮的翼长,名叫阿克丹,字介臣,本来是教民,为义和团一拥而上,缚住双臂,斩于阵前。据义和团说,阿克丹与西什库教堂的洋人已有勾结,倒转炮口预备轰自己人,所以用军法处斩。 “这不象话!”赵舒翘向刚毅说:“倒戈自然应该军法从事,可是总不能让义和团来执虎神营的法。而况翼长是二品大员,不经审问,遽尔斩决,也有伤朝廷的体制。” 刚毅默然。好久,叹口气说:“骑虎难下了。” “中堂应该跟端王提一声,得想个法子约束才好!” “约束?谈何容易。如今东城是甘军的天下,西城是义和团的世界,再下去,只怕连大内都难得清净。”刚毅咬一咬牙,作出破釜沉舟的姿态:“如今没有别的话说,只有一条路走到底,硬闯才能闯出头。” “怎么闯法?”赵舒翘觉得有句话如骨鲠在喉,不管是不是中听,都非吐出来不可:“就算把使馆踏平,西什库教堂烧光,又能怎么样,还能挡得住洋人不在大沽口上岸?” “上岸就把他们截回去。天津一定能守得住,守得住天津就不要紧。” 赵舒翘说不下去了。唯有寄望于马玉昆与聂士成,能够守得住天津。 ※※※ 以浙江提督的官衔,暂时统带武卫左军的马玉昆,是六月初三由锦州到天津的。随带马步军七营,驻扎河东,只住民家空房,凡是上了锁或有人住的房间,一概不准入内,亦不准士兵在街上随便游荡。天津人久苦于义和团的蛮横骚扰,一见有这样一支有军纪的军队,衷心感动,所以对马玉昆大为捧场,到处都有人在说:“洋人只怕马三元,他一到了,洋人无路可走了。”马三元就是马玉昆,他的别号又叫珊园。 就在这天,张德成与曹福田会衔出了一张告示,说是“初三日与洋人合仗,从兴隆街至老龙头,所有住户铺面,皆须一律腾净,不然恐有妨碍。”这一带在海河东岸,铁路以西,为各国的租界,统名紫竹林,犹如京师东交民巷,为义和团攻击的主要目标。 天津人此时对义和团已是不敢不信,不敢不怕,所以一见布告,从金汤桥的东天仙茶园开始,沿海河西岸到老龙头火车站的店面住家,毫无例外地闭门的闭门,走避的走避。但马玉昆的队伍亦驻在这一带,自然不理会这张布告,反而有好些士兵,特意挑高处或者视野广阔的地方去作壁上观。 但看到的只是远处洋兵的严密警戒,直到黄昏日落,始终未见义和团出击。而第二天一早却纷纷传言,有所解释,据义和团说,这天是东南风,不利于军,要家家向东南方面,焚香祷告,转东风为西北风,便是大破洋人之时。 有人拿这话去告诉马玉昆,他听罢大笑,“今天六月初四,东南风要转西北风,起码还得两三个月。”他说,“咱们别信他那一套鬼话,自己干自己的。” 于是马玉昆下令构筑工事,用土堆成好几座炮台,安设小炮,架炮测距,不忙着出战。 可是市面上传说纷纭,说马玉昆如何如何打了胜仗。义和团相形见绌,威望大损,张德成觉得很不是滋味,决定去拜访马玉昆,设法找面子回来。 提督是一品武将,但张德成的派头也不小,坐着裕禄所派来的绿呢大轿,到得马玉昆的行台,先着人投帖,直到马玉昆出来迎接,方始下轿。 “三元,”张德成大声喊着,就象久不见面的老朋友似地,“你那一天到的,怎么不来看我?你我在天津都是客,俗语说:‘行客拜坐客。’你不先来看我,是你不对!”马玉昆一愣,心里也有点生气,与此人素昧平生,怎么这样子说话?本待放下脸来斥责,继而转念,他是故意套近乎,为自己妆点面子。此人虽不足取,手下有好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义和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己得罪了他,要防他紧要关头掣肘捣乱。为了免除后顾之忧,说不得只好委屈自己了。 于是,他脸上堆起笑容,拱拱手说:“失礼,失礼!正要跟张老师去请教,不想反倒劳你的驾。请里面坐,好好商量破敌之计。” “是啊!不是为商量破敌之计,我还不来呢!”说罢,伸出一只手来,马玉昆不能不理,张德成如戏台上所谓的“你我挽手同行”,大摇大摆,象走台步似地,牵着马玉昆,往里走去。 坐定下来,少不得还有几句寒暄,及至谈入正题,张德成自然大吹大擂一番。说的话荒谬绝伦,但意气豪迈,不由得就使马玉昆在心里浮起这样一个想法:“这小子,莫非真的有一套?” “三元,”张德成话锋一转:“不是我拦你的高兴,我看见你安的炮位了,没有用!要说炮,你敌不过洋人,洋炮多,而且准。天津城里凡是紧要地方,都让紫竹林过来的炮弹打中了。你这几个炮位,迟早也得毁掉,白费工夫!” “那么,张老师,不用炮攻,用什么?” 于是马玉昆以开玩笑的口吻,要求张德成作法,将洋人的大炮闭住。早有这么一个说法,义和团的法术,能使炮管炸裂,或者将炮口封闭,失去效用,马玉昆并不相信,故意出这么一个难题,意在调侃。 谁知张德成大言不惭,“好!”他拍胸应承:“我把洋人的炮,闭六个时辰。” “你能拿洋人的炮,闭六个时辰,”马玉昆立即接口:“我就能把洋人一扫而光。” “一言为定!”张德成倏地起立,“就此告辞。” 马玉昆一笑置之,依旧只管自己料理防务,并与驻军南郊八里台,一面须防备义和团偷袭,一面与紫竹林各国联军不时接战的聂士成取得联络。一夜过去,早将与张德成开玩笑的约定,抛在九霄云外,那知张德成居然派人来质问,问马玉昆,可是已将洋人一扫而光了? “不错!”马玉昆答说:“我说过这话。不过那得张老师先将洋人的炮闭住啊!” “是的。张老师已将洋人的炮闭住了。”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马玉昆愕然。心里大为气愤,可是无法与来人争辩。入夜联军停战不开炮,张德成便作为他的功劳,那不太取巧了?“去你娘的!”马玉昆将来人轰走:“你们拿这些唬人的花样来开老子的玩笑!” 来人狼狈而去,马玉昆余怒未已,很想去见总督裕禄,揭穿义和团的骗局。左右有人劝他,说裕禄已自陷于义和团的“迷魂阵”中,无法回头了,几次奏报,义和团如何忠勇,如何神奇,如何杀了洋人多少万?而且还奏保张德成、曹福田“堪以大用”。这两个人在总督衙门来去自如,裕禄奉若神明。 在这种情形之下,试问,进言有何用处? 从关外来的马玉昆,听得这些话,诧为奇闻,同时也不免泄气,绝望地轻声自语:“天津保不住了!” ※※※ 京官逃的逃,躲的躲,或者衙门被毁,或者道路不通,一切公务,无形废弛,亦没有那个衙门的堂官,再对部属认真考勤。唯一的例外是翰林院。 翰林院为甘军一火而焚,不知有多少清流名士,痛心疾首,但掌院学士徐桐并不以为意,借了内城祖家街的镶黄旗官学,作为翰林院临时的院址,出知单通知所有的翰林,照常办事,但奉召而至的,十不得一。 徐桐非常生气,吩咐典籍厅取本衙门的名册来,逐一查问。名册所列,除了东阁大学士昆冈与他本人所兼的掌院学士名衔以外,第一行就是“日讲起注官侍读学士黄思永”,恰好是他所深恶痛绝的人。 这黄思永字慎之,籍隶江苏江宁,光绪六年的状元。虽为翰林,善于营商,道学家口不言利,已为徐桐所轻视,更坏的是好谈洋务,更犯了他的大忌。所以放眼一望,不见黄思永的影子,便即厉声问道:“黄慎之呢?” “送家眷到通州去了。” “告假了没有?” “告了假了。” “假期满了没有?”徐桐继续追问。 “昨天满的。” “昨天满的,”徐桐越发声色俱厉,“何以不回京销假?” 有个编修叫严修,字范荪,天津人,是徐桐会试的门生,忍不住开口:“老师,黄慎之已经回京了。听说昨晚上有义和团到他家,说是‘庄王请黄状元有话谈’,不由分说,架着就走,至今下落不明。请老师作主。” 徐桐愣了一下,方始明白,黄思永好谈洋务,为义和团当作“二毛子”,架到庄王府,神前焚表,吉凶难卜。心想: “这是他自作自受,何能为他作主?” 于是想了一下,用训饬的语气答道:“既知到庄王府,怎么又说下落不明?你少管闲事!” “老师!这个闲事,你老可不能不管!也是你老的门生,奉命出差,路上让义和团抢劫一空,狼狈不堪。”严修抗声说道:“这样下去,不待外敌,先自倾其国了。” “是何言欤!”徐桐勃然变色,“你倒是说的谁?” “骆公骕。” 此人亦是一位状元,名叫骆成骧,四川资州人。他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的状元,亦是徐桐会试的门生。殿试的名次本来列为第三,应该是探花,由于他的策论中有两句话:“君忧臣辱;君辱臣死”,而其时正当甲午大败之后,皇帝感时抚事,认为骆成骧血性过人,特地亲手拔置第一,照例授职翰林院修撰。 这年庚子,子午卯酉,大比之年,骆成骧放了贵州主考。乡试主考,照例边远省分最先放,骆成骧从京里动身时,义和团已经闹得很厉害了,见启秀辞行时,启秀告诉他说:“等你回京复命时,京里就没有洋人了。”那知洋人犹在,他的行囊资斧却没有了。 听严修说罢经过,徐桐将脸一沉,“范荪,”他摆出教训的神色:“读书明理,凡事不可不细加考察。义民忠勇奋发,向不贪财,否则会遭神谴,这明明是莠民假冒义和团干的好事!” 严修还想争,他的一个同年曹福元拦住他说:“算了,算了!骆公骕不过财去身安,刘葆真连条命都送在‘莠民’手里了!” “莠民”是假意避忌的说法,其实也是义和团。被杀的刘葆真,名叫刘可毅,江苏常州人,光绪十八年的会元。此人精研麻衣相法,自道额有恶纹,恐有横死之厄,而偏偏会试揭晓,玻璃厂卖“红录”,曾将他的名字错刻为“刘可杀”。 这个传遍九城的新闻,将刘可毅会试夺元的满怀喜悦,冲得一干二净,而且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等殿试已过,点了翰林,心里便在想,词臣不会犯杀头的罪名,只有科场舞弊,如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纵非有心,亦难免有绑赴菜市口的可能。因此,每逢点考官,他人唯恐不得,独独刘可毅相反。本来,想派充考官难,不想当考官很容易,翰林点考官,须先经过一次考试,名为“考差”,如果不应考差,根本就不会点考官。可是,穷翰林举债,都以“得了考差还”作为保证,如果根本不应考差,债主问一句:“拿什么来还?”便无词以对。所以刘可毅考差照样参加,只是下笔草草,不望取录。从入翰林以来,八年之中连个顺天乡试的房考官都没有当过。 到了五月里,义和团由近畿蔓延到京城,刘可毅一看势头不妙,找个借口,请假回籍,想躲过这场劫难。那知冤家路狭,在潞河遇见一个无意之中所结的仇人。刘可毅未中进士以前,在一个亲戚家当西席,有个厨子勾搭上了一个丫头,幽会时为刘可毅撞个正着,一时多事,告诉了居停,厨子被逐,因而结怨。不想十年以后,这个厨子当了义和团的大师兄,一见刘可毅,自然不肯放过,劫持以去,下落不明。又有一说,是遇害了,“可杀”竟成恶谶。 听得刘可毅故事,清秘堂中,惨然不欢,徐桐却板起脸来说:“这是咎由自取!夷人欺凌,神人共愤,不赴君父之难,只想独善其身,真是枉读了圣贤书!” “不过,老师,”曹福元说:“‘莠民’冒充义和团横行不法,也该严办才是!” “那当然要严办,我要面奏皇太后,请再降严旨。不过,‘福者祸所倚,祸者福所倚’,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诸君只要存心光明正大,不投机,不取巧,虽在危城,亦必蒙神佑。”他摇头晃脑地加了两句:“勉之哉,勉之哉!”接着,便起身走了。 出了镶黄旗官学,轿子抬往西华门,这是目前唯一的入宫之路,盘查甚严。徐桐是赏了“朝马”的,通行无阻,轿子横越禁城,直到宁寿宫前,“递牌子”要见慈禧太后。 ※※※ 太后正在召见庆王与荣禄,谈的虽是战局,但由近及远,北起关外,南到江浙,亦等于综观全局。 近的先谈东交民巷使馆区,“董福祥要大炮,我看,”慈禧太后说:“似乎不能不给他了!” “不是奴才不给,有一层不能不顾虑。”荣禄是早就防到慈禧太后有此主张,预先想好了一个万驳不倒的理由:“大炮必得架在正阳门或者崇文门城垛子上,居高临下,打出去才管用,不过由南往北,大炮不长眼睛,怕打了堂子,怎么得了?” 一听这话,慈禧太后悚然而惊。“堂子”对汉人而言,是个绝不许阑入的禁地,就是旗人,除非是天潢贵胄,或者在内务府当差而主管祭祀的官员,亦无由得窥其究竟。因为如此,便有些离奇的传说,道是堂子中所祭的是明朝名将邓子龙。 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征朝鲜,明朝因为成祖的生母碽妃是朝鲜人,外家有难,理当援救。邓子龙在万历二十六年,以副总兵的官衔,领水师从陈璘东征,与朝鲜统制使李舜臣共当先锋。年逾七十的老将,身先士卒,锐不可当,以致在釜山以南的海面阵亡。 其时清太祖已经起兵,据说常微服至辽东观察形势,有一次为明朝东征的士兵所擒,解送到邓子龙那里,一见投缘,私下放他出境。为了报答这番大恩,特为设祭。所以京城里的人,提起堂子,都叫它“邓将军庙”。 又一说邓子龙为国捐躯,残而为神,在辽东的皮岛上有他的庙。有一次太祖出战不利,危急万分,迫不得已在邓子龙庙祷求神佑,结果竟得脱险,因而在辽阳立庙,每年元旦首先祭邓将军,如或怠慢误时,邓将军就会在宫中显灵。 这此说法,真相如何,已无可究诘,不过,堂子为皇帝家祭之所,祭事之郑重,过于南郊祭天。犹如后妃不入太庙,慈禧太后亦没有到过堂子,只是一提起堂子,便有懔惧之感。尤其有大征伐必祭堂子,如今在用兵之时,倘或堂子被毁,神失凭依,更何能庇佑三军? 因此慈禧太后连连摇手:“算了,算了!那可动不得!” “是。”荣禄答说:“堂子就在御河桥东,靠近翰林院,甘军烧翰林院,没有波及堂子,真是祖宗有灵。如果落一两个炮弹在那里,奴才是管大炮的,可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了。”慈禧太后皱着眉点头:“我可就不明白了!”她说,“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难道真的攻不下来?” 荣禄不答,只拿眼睛往旁边瞄了一下。受了暗示的庆王奕劻便即说道:“洋人是‘困兽犹斗’,甘军呢,是‘投鼠忌器’,就譬如堂子要保护,打仗就是一个牵制。皇太后、皇上圣明,就把使馆拿下来,也是胜之不武!各国传说开去,也不是件有面子的事!” “要怎么样才有面子?”慈禧太后忽然激动了:“别说洋人,南边各省也看不起朝廷。不过,也难怪,连京城里自己的地方都收不回来,怎么能教人看得起。” “回皇太后的话,南边各省……。” “你别替他们说话了!”慈禧太后打断荣禄的话:“你看,三令五申,催各省调兵解饷,有理这个碴儿的没有?” 于是慈禧太后从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内犯说起,历数几次京师有警,只要一纸诏令,各省督抚或者亲自领兵赴援,或者多方筹饷接济。这一次根本之地的危急,过于咸丰八年,但应诏勤王的,只有山东巡抚袁世凯所派的一支兵,以及江苏巡抚鹿传霖晋京来共患难。至于催饷的上谕,视如无物,根本不理。抚今追昔,慈禧太后对朝廷威信的失坠,颇有痛心疾首的模样。 其实就是袁世凯与鹿传霖,也还不是尊重朝廷,只是买荣禄的面子。袁世凯领武卫五军之一,且为荣禄所提拔,当然不能不听指挥,鹿传霖与荣禄则别有渊源。荣禄的岳父,已故武英殿大学士灵桂,是鹿传霖的老师,本为世交,及至荣禄为宝鋆、翁同龢所排挤,外放西安将军时,鹿传霖正当陕西巡抚,对侘傺无聊的荣禄,颇为礼遇,因而结成至交。这些都是慈禧太后所了解的,一想起来,更觉得荣禄毕竟与他人不同。而今如说朝中还有能为督抚忌惮的大臣,怕也就只有荣禄一个人了。 就这一念之转,慈禧太后觉得不宜再对荣禄多加责备,自己将胸中的一团火气压一压,平心静气地问道:“李鸿章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李鸿章,已经三次电旨催促,迅即来京。而李鸿章始终表示,只身赴难,无裨大局。如果要谈和,第一、要保护各国公使;第二、要自己剿捕拳匪。换句话说,这就是李鸿章进京的条件,做不到这两点,他是不会离开广州的。 如果据实而陈,慈禧太后必以为是李鸿章挟制朝廷,又挑起她刚平息下去的火气。所以荣禄向庆王看了一眼,取得默契以后,方始答说:“用人之际,要请皇太后、皇上格外优容。奴才在想,如果调李鸿章回北洋,催他上任,他也就无可推托了。” “莫非,”慈禧太后问说:“他是拿这个来要挟?” “那,他不敢!”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裕禄也实在太无用!可是,李鸿章是不是肯接北洋,我看,亦在未定之天。” 荣禄与庆王本来都有心病,一个怕他回北洋,一个怕他回总理衙门。如果慈禧太后在两三个月以前说这话,必为荣禄与庆王颂作圣明,但事到如今,巴不得能卸仔肩。有李鸿章来,总是一个大帮手,分劳、分忧、分谤,无论如何是于己有利的事。所以异口同声地说:“肯接!” “好吧!你们说的青接北洋,那就让他回北洋。”慈禧太后说:“当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那么,裕禄呢?” “那只好另外安置了。” “你们去商量。”慈禧太后很深沉地说:“不过,你们可得想一想,朝廷这样子迁就,如果李鸿章仍旧不肯进京,那一来面子上更难看。” “是!”荣禄答说,“决不能再伤朝廷的面子。” 接下来谈压境的强敌,除了天津以外,关外的形势亦很险恶,沈阳、辽阳等处教堂被毁,铁路被拆,而俄国军队不断开到,如果发生冲突,必非其敌。因此李鸿章、刘坤一,以及驻俄公使杨儒,都直接打电报给盛京将军增祺,请他切勿轻举妄动,免得为俄国资为进兵的口实。这些电报,同时亦发到总理衙门,所以庆王对入侵之敌的动静,大致了解。 “各国军队,就数俄国派得最多。除了关外,在天津的也不少。”庆王乘机说道:“李鸿章到过俄国,跟俄国掌权的户部尚书威德,很有交情。前十天,威德告诉钦使杨儒,对我大清朝,决不失和,又说最好李鸿章到京里来。德皇也告诉钦使吕海寰,让李鸿章出来议和。事情实在扎手,请皇太后、皇上早降旨意。” 言外之意是要让李鸿章来掌管洋务。慈禧太后觉得庆王未免太不负责任,心中不悦,便微微冷笑:“你们也别把‘和’这个字,老摆在心里!能和则和,不能和也就说不得了。李鸿章替国家效力多年,军务、洋务都是熟手。至于怎么用他,要看情形。这会儿怎么能认定了,说李鸿章进京,就是议和来的!那不自己就先输了一着了吗?” 一听话锋不妙,庆王与荣禄在仓卒之间,都莫测高深,唯有碰头,不发一言。 “皇帝,”慈禧太后转脸问道:“你有什么话交代他们?” 皇帝有些猝不及防似地,哆嗦了一下,定定神答说:“没有!” “皇上没有话,你们都听见了?” 何须有此一问?仿佛预先留着卸责的余地似地?庆王与荣禄更觉得慈禧太后这种态度,很难理解,更须防备,所以跪安退出以后,彼此商量,决定将慈禧太后的意思,转达给“军务处”,看是何反应,再作道理。 “军务处”是徐桐所定的一个名称。火烧翰林院,正当斗志昂扬之时,慈禧太后曾有面谕:“派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等,会商京师军务。”因此,徐桐想出“军务处”这么一个名目,隐寓着有取军机处而代之的意味在内。 ※※※ “李鸿章真了不起啊!”载漪大声嚷着:“俄国人保他,德皇也保他!尽替外国人办事了!” “话不是这么说!”庆王用慈禧太后的话说:“中外古今,没有那一国能打仗打个没完的。” “没有打呐!可就想和了。” “那……。”庆王出口的声音极重,但一下子就泄了气,拖曳出长长的尾音。他本想顶一句:“那你就打吧!看你能有多大的能耐?”这是一时气愤的想法,不待话到口边,就知道不能这么说,硬生生截断,才有此怪异的声调。 “王爷!”崇绮开口了:“这里是军务处,只管调兵遣将,何能议及谈和之事?” 庆王虽不见得有多大的才具,但对付崇绮之流,却是游刃有余,当即答说:“好吧!咱们就谈军务。如今大沽口外,洋人的兵船到得不少,关外,俄国亦不怀好意。且不说南边有没有变化,光是这两处的局势就够扎手的了。关外是根本之地,而且鞭长莫及,只有委屈求全之一法,天津这方面,如果抵挡不住,各国军队长驱直入,请教,怎么样才保得住京城?” “天津当然非守住不可!”载漪很快地答说。 “那么,兵力够不够呢?”庆王也极快地接口:“那里只有聂士成、马玉昆两军,有一处失手,就是个大缺口!” “若有缺口,”徐桐很有把握地说:“义和神团,必能堵住。” 庆王笑笑不作声。这付之一笑,是极轻蔑的表示,徐桐心里当然很不舒服。可是,他还不敢惹庆王,唯有用求援的眼色,望着载漪。 载漪亦已看出义和团不足恃,不过,一则不便出尔反尔,说义和团无用,再则,义和团虽不能“灭洋”,但还可用来“扶清”——扶助大阿哥接位。载漪已经将交泰殿所藏的二十几方御玺,偷了一方在手里,必要之时,可以利用义和团的愚妄无知,硬闯深宫,行篡弑之实于先,然后以私藏御玺,钤盖诏书,假懿旨之名于后。因此,明知徐桐的用意,亦只好装作未见,管自己针对着庆王的话作答。 “天津方面,马上就有援军到。山东有登州总兵夏辛酉,已经在路上了,另外再让袁慰庭派三千人来。”载漪略停一下,又以很兴奋的声音说:“李鉴堂自动请缨,已经募了十六营湘勇北上了!”说着,他拿出一封电报来给庆王看。 庆王大感意外,李鉴堂就是李秉衡,此人以州县起家,当到督抚,颇有贤能的名声。上年由于刚毅的保荐,以钦差大臣巡视长江水师,这是当年特为彭玉麟而设的一个差使,地位在督抚之上,所以沿长江八督抚联名致电荣禄,建议“东南自保”即由李秉衡领衔。但亦仅此一电列名,以后关于东南自保,就只是在盛宣怀居中联络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在磋商主持。虽知李秉衡态度有变,但由主和一反而为主战,且领兵勤王,无论如何是可诧之事,所以很仔细地看了李秉衡的电报。 电报中当然有一番忠义之忱溢于言表的慷慨陈词,不过其中要紧的话,只有四句:“西兵专长水技,不善陆战,引之深入,必尽歼之。” 看到这里,庆王大为摇头:“这个说法太危险了!京津密迩,‘引之深入’引到什么地方?”他向载漪说:“老二,你可千万别听他的话!以为天津失守了都不要紧,还可以设伏邀击。当年僧王那样子神勇,就是为了有此想法,吃了大亏。” “噢?是怎么回事?” “咸丰八年僧王守大沽口,也是说,洋人不善陆战,撤北塘兵备,纵敌登岸。那知洋人的枪炮厉害,天津的地形,又是冈陵迭起,居高临下,把僧王的三千黑龙江马队,打得只剩了七个人,等僧王知道失算,大错已经铸成了。”庆王又说:“真要说洋人不善陆战,照我看亦不见得。东交民巷使馆的兵,包里归堆,不到一千,甘军比他们多好几倍,到现在还是攻不下来。谁善谁不善,也就可想而知了。” 庆王前面的那段话,不免言过其实,是欺侮载漪与徐、崇二人,根本不懂军务,后面那几句话倒是振振有词,因而使得载漪大感刺心,便有些恼羞成怒的模样! “庆叔,你也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甘军虽多,其器不利,如果不是荣仲华捣乱扯后腿,肯给大炮,使馆早就夷成平地了!” “京城里开大炮,又是由南往北打,这件事,连皇太后都担不起责任。” 这话的意思是怕毁了列祖列宗的享殿灵位。庆王搬这顶大帽子很管用,载漪语塞,更加蛮不讲理。 “庆叔,反正不管你怎么说,阵前不能易将,李少荃决不能调直督!” 庆王觉得他的话硬得刺耳,未免不悦,于是又搬一顶大帽子:“有懿旨呢?” “有懿旨也……。”载漪突然把话截住。 虽只半句,未说完出来的几个字,从语气上亦可以猜想得到,是“不行”或者“不管用”。庆王悚然而惊,心里在想,载漪要公然抗旨了!看来其祸不远。 默然半晌,他不发一言地起身走了。 ※※※ 荣禄的大炮,终于不得不动用了,这一次是载漪进宫奏请。“炮子没有眼睛,会打了堂子”的顾虑,当然要提出来,载漪力言无碍,说将炮架子筑在东安门外北夹道,自北往南打,炮弹越过堂子,落在英国使馆,方始爆炸,决不致危及要地。 慈禧太后觉得言之有理,便召荣禄进宫,当面交代。这一下无可推诿了,荣禄只得答应,不过提出一个条件,大炮不能借给甘军,得由他自己派队伍操作。慈禧太后也同意了。 大炮是在荣禄亲自指挥的武卫中军中,专有一个“开花炮队”,统带名叫张怀芝,字子志,是出驴皮胶的山东东阿县人,天津武备学堂出身。学炮科的脑筋比较清楚,张怀芝拉炮入城,架好炮位,校好表尺,心想,这一炮下去,聚集在英国公使馆内的各国公使,什九送命,杀了一个克林德,已经引起轩然大波,杀尽各国公使,责任岂不更重? 这样一想,便严诫“炮目”,非自己亲自在场下令,任何人指挥开炮,皆应拒绝。叮嘱再三,方始上马,直奔荣禄府第求见。 荣禄那有工夫接见一名炮队统带,派人来问,何事求见?张怀芝答说:“大炮已经校准了,只要开炮,一定打中英国公使馆,倘若落在别处,甘领军法。不过,没有中堂的亲笔手谕,决不开炮!” “怎么着?这还得中堂下条子吗?” “是!”张怀芝答说:“非下不可。” 来人不发一言,回身入内,将张怀芝的态度据实转陈。荣禄听罢,默无一语,只在书房里绕圈子。 这是他从做官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难题,也是一生公私大小事故中最难作的一个决定。如果违旨,且不说将从此失宠,而且,载漪在洋人与义和团的激荡包围之下,昏瞀狂悖,心智失常,说不定就会做出不测的举动,性命或恐不保。倘或遵旨开炮呢,这个祸就闯得不可收拾了。一世声名,付之流水,犹在其次,将来惩办祸首,这一纸交与张怀芝的手谕,便是死罪难逭的铁证。 足足徘徊了一个时辰,张怀芝等得不耐烦,托人来催问,荣禄无奈,只好这样答说:“你告诉他,已经给了他命令了,还要什么手谕?” 来人如言转达,张怀芝却更冷静,“不错,”他说:“中堂给了我命令,教我拉炮进城轰英国公使馆。不过,炮兵的规矩跟别的不一样,到了阵地上,一切都布置好了,还得指挥官亲口下令:‘放!’才能放。劳你驾,再跟中堂去回。劳驾、劳驾!”说着,还行了个军礼。 此人无奈,只得再替他走一趟,刚一转身,却又为张怀芝喊住了。 “请慢!有句话,请你千万跟中堂说到,要手谕!”张怀芝又加了一句:“口说无凭。” “好了!俺替你说到。”那人操着山东口音,微微冷笑: “老乡,你那个统带,大概不想当了。” 话虽如此,倒是很委婉地替他将话转到,荣禄叹口气说: “这个家伙好厉害!简直要逼死人。” 于是,复又徘徊,心口相问,终于想出一条两全之计。但此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倘或张怀芝不能领悟,还是白费心计。转念到此,又叹口气,“看造化吧!”他说:“你告诉他,手谕没有,炮要照开。反正宫里听得见就是了。” “是!” “你倒是把我的话听清楚了!”荣禄特别提醒:“照我的话,原样儿告诉他,不能少一个字,也不能多一个字!” 那人复述了一遍,只字无误,回出来便跟张怀芝说:“中堂说的:‘手谕没有,炮要照开。反正宫里听得见就是了!’” 张怀芝愣住了,“这,”他问:“中堂是什么意思呢?” “谁知道啊?你回家慢慢儿琢磨去吧!” 张怀芝怏怏上马,一路走,一路想,快走到东安门时,突然悟出荣禄的妙用,顿觉浑身轻快,心怀一畅。上得炮位,亲自动手,将表尺拨弄了好一会,方始下令开炮。 “注意目标,正前方,英国公使馆。”张怀芝将“英国公使馆”五字喊得特别响,停一下又大吼:“放!” 炮目应声拉动炮闩,一声巨响,炮弹破空而起,飞过城墙,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只见外城正阳门大街与崇文门大街之间,烟尘漫空,却不知炮弹落在何处? ※※※ 荣禄的住宅在东厂胡同,离东安门不远,因而炮声震撼,格外觉得惊人。他没有想到张怀芝会这么快动手,意外之惊,更沉不住气,从藤榻上仓皇而起,一叠声地喊:“快拿千里镜,快拿千里镜!” 一面说,一面往后园奔去,气喘吁吁地上了假山。京中大第,多无楼房,只好登上假山,才能望远,等千里镜取到,向南遥遥望去,烟尘不在内城,方始长长地舒了口气。 “请陈大人来!看炮弹打在那儿?” “陈大人”就是署理顺天府府尹陈夔龙。因为荣禄要问炮弹落在何处,得先查问明白,所以隔了好久才到。 “炮弹落在草厂十条。”陈夔龙答说:“山西票号‘百川通’整个儿没了。” “伤了人没有?” “怎么能不伤人?大概还伤得不少,正在清查。” “可怜!”荣禄摇摇头,“无缘无故替洋人挡了灾!” “中堂!”陈夔龙诧异:“莫非……?” “咱们自己人,说实话吧!张怀芝这个人,总算有脑筋,有机会得好好儿保举他。”接着,荣禄将张怀芝来要手谕的经过,约略说了一遍。 “中堂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过也亏张统带居然体味出中堂的深意,这一炮虽说伤了百姓,倒是救了国家。” “是啊!伤亡的请你格外抚恤。不过,不必说破真相。” “是,是!夔龙不能连这一点都不明白。不过,皇太后面前,就这一声响,能搪塞得过去吗?” “我自然有法子。”荣禄突然定神沉思,好一会才说:“凡事预则立。筱石,有件事,你悄悄儿去预备,备二百辆大车在那里。” 听得这一声陈夔龙立刻就吸了口气。京官眷属,纷纷逃难,甘军又横行不法,到处截车装军械、装“掳获”的物资,那里还能弄得到二百辆大车。 “筱石,”荣禄见他面有难色,不等他开口,先就说道:“你的前程,一半在这趟差使上。再跟你说一句,什么事都没有这件事要紧。” 陈夔龙恍然大悟。翠华西幸,荣禄在替慈禧太后作逃难的打算了。 于是他问:“什么时候要用?” “但愿不用!要用,可是说要用就用!” 陈夔龙心想,天津是京师的门户,两宫如果仍如当年避往热河,启驾之期视天津存亡为转移,及今着手找车,还不致误了大事,因而很有把握地说:“但愿不用,果真要用一定有。” 辞出荣府,最要紧的一件事,当然是处理被灾之地的善后。百姓很可怜,但也很老实,逢到这种时世,无非自怨生不逢辰,糊里糊涂成了义和团与甘军手中的冤魂,不知多少的遗属从没有向官府提出过任何要求,如今遭了炮弹,顺天府抚伤恤死,有钱有米有棺木,反觉得恩出格外,感激不尽。 可是,有件事却使得陈夔龙有点担心。原来崇文门大街以西,在元朝有条河,名为三里河,河边原是收积苇草之地,名为草厂。三里河堙没,逐渐化为市廛,自东徂西,共有十条胡同,即称为草厂一条、二条至十条。此地为各省旅客聚集之区,所以一多会馆,二多票号。票号都是山西帮,在洋人不曾大批到中国以前,无论南北,提到“西商”,都知道是实力雄厚的山西客商。自从张怀芝一炮,百川通替英国公使馆挡了灾,邻近的十几家山西票号,连夜会商,决定迁地为良,去投奔贯市李家。 贯市是京北不当大路的一个小镇,但地不灵而人杰,提起贯市李家,颇有人知名。李家开镖行,信誉卓著,主人很有侠义的名声,手下亦有好些精通拳脚的“镖头”、“趟子手”,因而为义和团所忌惮,在扰攘烟尘中,得以保持一小片乐土。京中票号,输送现银,向来多托贯市李家包运,相知有素,不妨急难相投。商量既定,即时乔迁,到得第二天中午,草厂的票号都在排门上贴出梅红纸条:“家有喜事,暂停营业”。 票号对于市面的影响,虽不如“四大恒”那样如立竿见影之速,但人心惶惶之际,传说票号都已歇业,令人更有京师不保,大祸临头之感,以致秩序更坏,让陈夔龙大为头痛。 还有件头痛的事。突然间传来一通咨文,说甘肃藩司岑春煊,领兵勤王,将到京师,咨请顺天府从速供应车马伕子,以济军需。再一打听,岑春煊本人已轻骑到京,而且已由两宫召见,颇蒙慈禧太后温谕奖饰。照此看来,似乎还不能不买他的帐,可是供乘舆所用的二百辆大车,都还不知道在那里?何能再有多余的车马供应岑春煊。 因此,陈夔龙不能不又向荣禄请示。听知来意,荣禄冷笑一声说:“哼,这小子!你总知道他是怎么混起来的吧?” “听是听说过,不知其详。” “他小子最会取巧。他是……。” 他是已故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儿子,举人出身,以贵公子的身分,在京里当鸿胪寺少卿。冷衙闲曹,复又多金,所以每天只在八大胡同厮混,结识了一个嫖友,山东人,名叫张鸣岐,也是举人。两人臭味相投,无话不谈。 其时正当戊戌政变之前,从四月下旬下诏“定国是”以后,天天有推行新政的上谕,亦天天有应诏陈言的奏折。只要肯用脑筋,会出花样,升官发财,容易得很。岑春煊是个极不甘寂寞的人,便跟张鸣岐私下商量,怎么得能找个好题目,做它一篇好文章,打动圣心,上结主知? 张鸣岐想了一会说:“题目倒有一个。有了好题目,不愁没有好文章。只是有一层难处,阁下先得丢纱帽。” “丢纱帽就丢纱帽!区区一个鸿少,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是跟你说笑话。”张鸣岐笑道:“若能丢掉那顶纱帽,不愁没有玉带。只恐仍旧让你戴那顶旧纱帽,那就一定是白费心机了。” 原来张鸣岐所找到的一个好题目是,裁撤有名无实的衙门与骈枝重叠的缺分。建议京中裁六个衙门,第一个是詹事府,这本是所谓“东宫官属”,职在辅导太子。清朝自康熙两次废太子以后,即不立储,这个衙门,有名无实,自不待言。 第二个衙门是通政司。这个衙门在明朝是第一等的中枢要地,总司天下章奏出纳,严嵩之能成为权奸,就因为有他的干儿子赵文华当通政使的缘故。可是到了清朝,外有军机,内有内奏事处,通政司就象内阁一样,大权旁落,徒拥虚名了。 第三个衙门是光禄寺。这个衙门的职掌,是管祭祀及皇宫的饮食,职权早为内务府所夺,所以“光禄寺的茶汤”,与“武备库的刀枪,太医院的药方”等等,成为京中的一个笑柄。 第四个衙门,就是岑春煊做堂官的鸿胪寺,职司鸣赞,事务极简,除了祭典朝会司仪以外,无所事事。而且是个根本不该有的衙门,因为鸿胪寺的职掌,太常寺全可兼办。 第五个衙门是太仆寺,专管察哈尔、张家口的牧马。职掌与兵部的车驾司,以及上驷院不大搞得清楚。 第六个衙门是大理寺。这倒是个“大九卿”中最重要的一个衙门,与刑部、都察院并称为“三法司”。若遇钦命三法司会审案件,若非“全堂画诺”,即不能判处死刑。照会典规定:“凡审录,刑部定疑谳;都察院纠核。狱成,归寺平决。不协,许两议,上奏取裁。”本意是遇有重案,当刑部与都察院意见有出入时,归大理寺评断。但词讼之事,往往以刑部为主,都察院职司纠弹,审录常让刑部作主。争端不起,大理寺也就很少发生作用了。 外官有四个缺应该裁撤。那就是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所管仅只一省,而总督与巡抚同城而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人诟病已久。但从没有敢做裁撤的建议,因为不管裁总督,还是裁巡抚,一下就要敲掉三颗红顶子,谁也不敢冒这个大不韪。 因此,岑春煊主张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许多人有先获我心之感,而鄂、粤、滇三督,更如移开一块绊脚石,称快不止。 此外还有一个河道总督,亦是可有可无。清朝最重河工,分设总督两员,专司其事,徐州以南的河道,归江南河道总督管,简称“南河”,岁修经费四百万,是有名的肥缺。山东、河南的河道,归河东河道总督管,简称“东河”。洪杨之乱,东南沦夷,南河总督一缺裁去以后,即未恢复。剩下的东河总督,因为独一无二之故,所以简称“河督”,原驻山东济宁,改驻兖州。 但河督虽驻山东,而山东的河工,早已改归巡抚管理,堂堂一位总督,只管得河南境内的一段黄河,而犹须河南的地方官协力,才有事可办。因此岑春煊认为亦可省去,河南河工仿山东之例,归巡抚兼办。 这个奏折,侃侃而谈,无所避忌,先就对了锐意猛进的皇帝的胃口。而其中最讨便宜的是,岑春煊自己的缺分,即在应裁之列,更足以证明他说的话是赤心为国,大公无私。 七月十三上的折子,十四就有上谕,如岑春煊所奏,裁撤冗杂,被裁各衙门事务,归并有关衙门分办,下一天召见岑春煊,奏对称旨,再一天就放了广东藩司。 这就是张鸣岐所说的,“丢了纱帽有玉带”。但以五品京堂,一跃而为二品的监司大员,并且放到富庶省分的广东,不能不说是破天荒的异数。岑春煊当然踌躇满志,不过一下子敲掉多少人的饭碗,自然会成为众怨所集,很有人想拿了刀子去跟他拚命,吓得岑春煊连会馆都不敢住,尽快领了文凭,由海道经上海转到广州接任。 不久,戊戌政变发作,岑春煊总算运气,虽受牵累,并不严重。不过广东藩司却当不成了,改调甘肃。及至这年宣战诏下,通饬各省练兵筹饷,共济时艰,岑春煊认为又是一个上结主知的机会到了,便向陕甘总督陶模自告奋勇,愿意领兵勤王。 陶模知道他躁进狂妄,最爱多事,但勤王这顶帽子太大,不能不作敷衍,于是拨了步兵三营,每营四百多人,骑兵三旗,每旗两百余人。另外给了五万两饷银,打发他就道。 于是岑春煊轻骑简从,先由兰州出发,穿越伊克昭盟的所谓草地,由张家口入关,到京就带着一身风尘,先到宫门口请安,托人递牌子请慈禧太后接见。 这是各省勤王的第一支兵。慈禧太后大为感动,及至召见之时,只见岑春煊的一身行装,灰不灰,黄不黄,脸上垢泥与汗水混杂,仿佛十来天不曾洗面似地,更觉得他勤劳王事,如此辛苦,真正忠心耿耿,不由得就把他曾经附和新政的厌恶丢开了。 “你带了多少兵来?” “四营、三旗,共是两千人。” 一听只有两千人,慈禧太后觉得近乎儿戏,就有些泄气了。 “队伍驻扎在那儿?” “队伍还在路上。”岑春煊解释:“臣接得洋人无理,要攻我京城的消息,恨不得插翅飞来,昼夜赶路,衣不解带。队伍因为骑兵要等步兵,又有辎重,所以慢了!” “总算忠勇可嘉。”慈禧太后说道:“你也辛苦了,下去先歇着吧!” 一下来分谒当道,荣禄没有见他。此时跟陈夔龙谈起,仍然是卑视其人的语气。见此光景,陈夔龙亦就决定不理岑春煊,等他的队伍到了再说。 “那二百辆车,怎么样了?”荣禄亦不再谈岑春煊,只问自己所关心的事。 “想出一条路子,正在接头。”陈夔龙答说:“我想找十七仓的花户。” 这下提醒了荣禄,“对!”他很高兴地说:“亏你想得到!找花户一定有车。如果有麻烦,我替你找仓场侍郎去说话。” 得此支持,陈夔龙便放手去办了。京师与通州,共有十七个大仓库,专贮漕粮,仓中有专门经手代办上粮手续的番役,在仓场侍郎衙门中有花名册,所以称为“花户”,约有数十家,都是世袭的行当。此辈在正人君子口中,斥为“仓蠹”,而无不家道殷实,起居豪奢,可以比拟内务府的旗人。 京通十七仓所的漕粮,号为“天庚正供”,除了宫中所用以外,文武百官的禄米、京营将士的“甲米”,亦归十七仓发放,此外又有专养各部院工匠的“匠米”,以及入关以来八位“铁帽子王”嫡系子孙的“恩米”等等,都归花户运送。因此,每家都有数十辆、上百辆的大车,官府征发且又照给车价,等于雇用,自然乐从,所以不等三天工夫,二百辆大车就都集在顺天府衙门左右了。 陈夔龙很得意地去复命,只见荣禄容颜惨淡,本来就很黄瘦的一张脸,越显得憔悴不堪,不由得惊问:“中堂的气色很不好,是那里不舒服?” “聂功亭,唉!”荣禄答非所问地:“阵亡了!” 陈夔龙亦觉心头一沉。整个大局,若论用兵防御,亦只有聂士成比较可恃,这一来,天津的防守,看来更无把握。 “死得不值!”荣禄黯然垂泪:“死得太冤!” “怎么呢?”陈夔龙半问半安慰地:“中堂总要好好替他请恤罗?” “眼前只怕还不行!”荣禄的声音很微弱:“义和团跟他的仇结得太深,他打得很好,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敢替他报功。聂功亭就因为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早就存着不想活的心了。” 陈夔龙嗟叹不绝,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天津的安危,“中堂,”他问,“天津不知道还能守几天?” “危在旦夕了。” “那么,就眼看它沦陷?” 荣禄不答。起身搓着手,绕了两个圈子,突然站住脚问道:“你看,是换裕寿山好,还是不换他好?” 陈夔龙茫然不知所答。首先他得明了,荣禄何以有此一问?因而反问一句:“换又如何?不换又如何?” “不换,天津一定保不住,换了,也有利有弊。”荣禄踌躇着说:“只怕裕寿山正找不到抽身之计,这一换,正好合他的意,越发可以不管,天津丢得更快些。” “这当然要顾虑。不过,我看,关键并不在此。”陈夔龙答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督抚领袖,位高权重,平时谁不想这个缺?可是,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有谁肯临危受命了?” “这你不必担心。有人。” “那一位?”陈夔龙问。 “合肥。”荣禄答说:“朝廷已经三召合肥,始终托词不来。他的那一班人,象盛杏荪,已经开出条件来了,合肥不回北洋,就不会北上,张香涛、刘岘庄亦一再电催合肥北上。既然众望所归,我想,皇太后亦不会嫌他有要挟之意。” “要挟!”陈夔龙问说:“皇太后嫌李中堂非要回北洋才肯进京,是要挟?” “皇太后的话,比这个还要难听,说他简直是借机会勒索。” “我看,”陈夔龙说:“那也只是盛杏荪他们那班人的想法,李中堂本人未必有此意思。” “不管他有亦罢,没有也罢,如果调任直督,两广派人护理,他就不能不走了。否则不成了霸占了别人的缺分,挡了别人的前程了吗?” “这,”陈夔龙笑道:“倒是逼李中堂进京的一个好法子。”他停了一下,将脸色正一正又说:“把李中堂调回来,至少,可收安定人心之效。” “啊,啊!”荣禄猛然一击手掌:“这一说,更得这么办了! 我志已决。”接着喊一声:“套车。” ※※※ 套车进宫,递牌子要见慈禧太后。很快地,有个小太监出来招呼,说“李总管请中堂说句话。” 于是荣禄随着他先去看李莲英。见了面却又不急着说话,拿西瓜,端金银露,又请他宽衣擦脸,张罗了好一会。荣禄宿汗既收,精神一振,觉得该办正事了,便即问道:“莲英,你有话?” “没有什么话。只请中堂来凉快、凉快,不忙着见老佛爷。” 李莲英说:“牌子我压下来了,没有递。” “怎么着?老佛爷在歇午觉?” “不是!”李莲英说:“今天心境不好。谁上去,谁碰钉子,犯不着。” 原来是格外关顾之意,荣禄深为心感,道谢之后又问: “是为什么不痛快?” “还不是那父子二人。” 所谓“父子二人”是指载漪与大阿哥。荣禄点点头说: “一位已够受了!何况还是爷儿俩!” “唉!”李莲英叹口气:“老佛爷一辈子好强,偏就是这件事,总是让她不遂意。” “怎么啦?又惹老佛爷生气了?” “岂止生气!”李莲英放低了声音说:“今天闹得太不象话了!老佛爷差点气得掉眼泪。” 荣禄大惊!慈禧太后生气见过,慈禧太后掉眼泪也见过,可就没有见过慈禧会气得掉眼泪! “那不是奇闻吗?” “也难怪,是老佛爷从未受过的气。就是一个钟头以前的事,端王带着一帮人进宫……。” “那一帮是什么人?”荣禄打断他的话问,“是义和团?” “中堂倒想,还有谁?”李莲英答说,“今儿个情形不同,更横了!有个大师兄见了老佛爷居然敢扬着脸、歪着脖子说‘宫里也有二毛子,得查验!’” 荣禄骇然,“这不要反了吗?”他问,“老佛爷怎么答他?” “老佛爷问他‘怎么查验法?’他说‘如果是二毛子,只要当额头拍一下,就有十字纹出现。’又说‘太监宫女都要验。’那样子就象崇文门收税的,瞧见外省进京的小官儿似地,说话一是一,二是二,简直就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 “老佛爷让验了没有呢?” 李莲英苦笑了,“中堂,你倒请想,老佛爷如果一生气训斥一顿,他们回句嘴怎么办?若说不叫验,就得跟他们说好话,更没有那个道理。”说到这里,他突然一翘大拇指,“中堂,今天我才真的服了老佛爷!什么人都忍不住的事,老佛爷忍下来了,声色不动地说‘你们先下去,马上就有旨意。’大师兄居然下去了。险啊!就差那么一指头,纸老虎一戳穿,这时候就不知道成了怎么样一个局面了!” 听得这话,荣禄刚收的汗,又从背上涌了出来,抹一抹额头,急急问道:“以后呢?” “以后,可就炸了马蜂窝了!胆儿都小,哭哭啼啼地来跟我说,还有去求老佛爷的,请老佛爷作主,不叫查验。老佛爷跟我说:‘我也犯不着跟他们去讲人情,而且,万一人情讲不下来,我怎么下台?你跟太监宫女们去说,尽管出去,那里就拍得出十字来?果然拍出来了,也是命数,到时候再说。’我费了好大的劲,总算弄来二、三十个人让他们去拍,也没有拍出什么来,偃旗息鼓地走了。他们也明白,老佛爷给了面子,也还老佛爷一个面子。可是,中堂,你想想,老佛爷受了多大的委屈?” 荣禄不答,连连喝了两碗凉茶,喘口气问:“他们要查的就是太监、宫女,没有要别人?” 听得这话,李莲英双眼眨动,现出警戒的神态,将小太监挥走,拉一拉椅子,靠近荣禄说道:“中堂,有件事可非得跟你讨主意不可了!我看,他们今天进宫,象是对付皇上来的,幸亏皇上仍旧回瀛台去了。照这样子,不定那天遇上了,万一、万一闯一场大祸,怎么办?” “决不能闯那么一场大祸!一闯出来,大清朝的江山就完了!”荣禄紧闭着嘴想了一会,用低沉的声音说道:“莲英,保护老佛爷跟皇上,就靠你我两个了!我今天就调好手来守宁寿宫。不过,你得奏明老佛爷,下一道懿旨给我,未得老佛爷准许,谁也不准进宫,倘有不遵,不管什么人,格杀不论!” 李莲英想一想问道:“穿团龙褂的也在内吗?” 服饰的规矩,郡王以上的补服,是团龙褂,贝勒就只准绣蟒,不准绣龙。李莲英这一问,显然是指端王而言,荣禄毫不迟疑地答说:“对了,一概在内。” 刚谈到这里,只见一个小太监匆匆奔了来说:“李大叔,你老请吧!老佛爷在问了。” “大概有事找我。中堂,你索性请等一会儿,我上去看情形,就把刚才说的那件事,办出个起落来。” 等他走不多久,只见刚才来回话的那个小太监,又是匆匆奔了来,向荣禄来报,慈禧太后立等召见。跟着走到乐善堂,李莲英己迎在东暖阁外,悄悄告诉他说,慈禧太后听说他来了,神色之间很高兴,看样子有许多话要说,是个进言的好机会。 荣禄点点头,略微站了一下,将慈禧太后此时的心境,揣摩了一番,方始入内。 “你总听说了吧?什么仪制,什么规矩,全都谈不上了!” “奴才死罪!”荣禄似乎悲愤激动得声音都变过了:“奴才只恨自己心思太拙,象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应该早就想到了的!” “谁想到,端王……,”慈禧突然顿住,好一会才很快地说:“你知道的,我做事向来不后悔,也不必去提他了!莲英跟我回,说你要我写张字给你?” “是!”荣禄答说:“虽然有懿旨,奴才也不能鲁莽。” “这话说得对了!我可以写给你。拿朱笔来!” 于是,李莲英亲自指挥太监,端来一张安设着朱墨纸笔的小条桌,摆在慈禧太后面前,照荣禄的意思,写下一道朱谕:“凡内廷、西苑及颐和园等处,着荣禄派兵严密护守,非奉懿旨召见,不准闯入。倘或劝阻不听,不论何人,均着护守官兵权宜处置,事后奏闻。特谕。”正中上方,钤上一枚一寸见方的玉印,七个朱文篆字:“慈禧皇太后御笔”。 于是,李莲英又权充颁诏的专使,捧着朱谕,南面而立,轻喊一声:“接懿旨!” 荣禄膝行两步,磕完头,接过朱谕,仍旧双手捧还李莲英,让他暂且供奉在上方,才又说道:“奴才谨遵懿旨,传示王公大臣,谅来没有人再敢无礼。” “你瞧着办吧!”慈禧太后又加了一句:“皇上也得保护!” “是。” “这个局面,”慈禧太后很吃力地说:“照你看到头来是怎么个样子?” 荣禄不即答言,低下头去,抑郁地说了一句:“奴才不敢说。” “是不敢说,还是不敢想?” “是!老佛爷圣明,奴才不敢说,也不敢想。依奴才看,将来怕是要和都和不下来。” 慈禧太后倏然动容,好一会,脸色转为平静了,“你打电报给李鸿章,”她说:“问他,要怎么样,他才肯来?” 荣禄很快地答说:“第一、停攻使馆;第二、降旨剿灭拳匪。不过,这是一个月以前的话。” “一个月以前,”慈禧太后略微迟疑了一下,终于将一句话说完:“我还能作主。” 荣禄悚然而惊!竟连慈禧太后自己都已承认,已受挟制,不能自主,这是件何等可怕之事?当然,他是不甘于承认有这样的事实的,大声说道:“现在,一切大事也还是老佛爷作主!” 慈禧太后的脸一扬,紧闭着嘴沉吟,好一会才说:“你的话不错,我不作主,还有谁能作主?不过,也不能说怎么就怎么。如今先谈李鸿章,我想先开了他的缺,让他在广州待不住,那就非进京不可了!” 这个想法的本意,与荣禄的打算不谋而合,但做法大不相同,“回老佛爷的话,”他说:“如果开缺,着令李鸿章进京陛见,恐怕于他的面子上不好看。” “当然是调他进京。你看,是让他到总理衙门,还是回北洋。” “回北洋!”荣禄毫不迟疑地答说:“李鸿章的威望到底还在,让他回北洋的上谕一发,于安定人心一节,很有点好处。” “好!就这么办。裕禄太不成!”慈禧太后提出一种顾虑: “就怕他趁此推诿,天津的防务,越发难了。” “是!”荣禄答说:“不过宋庆已经到了天津,先可以顶一阵。” “那要在上谕里面,格外加一句。”慈禧太后又说:“李鸿章能不能借坐外国兵船?总之,他得赶快来!越快越好!” “是!奴才一下去,就发电报。” “各国使馆的情形怎么样?”慈禧太后问:“昨天载澜跟我说,拿住好些汉奸,偷偷儿地运粮食给使馆,都给杀了。又说,要不了多少日子,困在使馆里的洋人,就得活活儿饿死。当时我没有说话,事后想想,这样子做法可不大妥当。论朝廷的王法,就没有把人活活饿死这一条。那怕大逆不道,凌迟处死,总也得让犯人吃饱了才绑上法场。你说呢?” 她的话还没有完,荣禄已经磕下头去,同时说道:“老佛爷真是活菩萨!洋人如果知道老佛爷是这么存心,一定会感激天恩。奴才本来也在想,如果真的把洋人饿死,这名声传到外洋可不大好听。不过,奴才不敢回奏。如今老佛爷这么吩咐,奴才斗胆请旨,可以不可以请旨赏赐使馆食物水果?” “这原算不了一回事,就怕有人会说闲话。” “明理的人不会说闲话!就算洋人是得了罪的囚犯,不也有恤囚的制度吗?冬天给棉衣,夏天给凉茶。这是体上天好生之德,法外施仁,谁不称颂圣明仁厚?” “说得有理。你就办去吧!”慈禧特又叮嘱:“催李鸿章进京的电报,赶紧发。你跟礼王、王文韶商量着办,电报稿子不必送来看了。” 这是军机大臣独自承旨,照规矩应该转达同僚。时在下午,军机大臣早已下值,荣禄便作了权宜处置,一面请王文韶到家,一面写信告知礼王。等王文韶应约而来,荣禄已经亲自将电旨的稿子拟好了。 说知究竟,斟酌电旨,一共两道。第一道是:“直隶总督着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现在天津防务紧要,李鸿章未到任以前,仍责成裕禄会同宋庆,妥筹办理,不得因简放有人,稍涉诿卸。” 第二道是专给李鸿章的:“李鸿章已调补直隶总督,着该督自行酌量,如能借坐俄国兵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刻延,是为至要。” “这道上谕,”王文韶问:“是廷寄,还是明发?” “当然是廷寄。” “我看是用明发好。”王文韶说:“第一道上谕没有催他立即进京,反而会引起误会。照规矩,临危授命,必有督饬之词,所以这一道上谕,要用明发,才能收安定人心之效。” “高见、高见!就改用明发。” “如果改用明发,指明借坐俄国兵船,似乎不大冠冕。” “那,怎么改呢?” “不如用‘无分水陆,兼程来京’的字样。” “是!”荣禄提笔就改,改到一半,忽然搁笔:“夔老,我想不如用原文。借坐俄国船,说起来虽不大体面,另倒是有个小小的作用,第一、让外省知道,朝廷并不仇视洋人,不然不会让李鸿章坐洋人的船;第二、让各国公使、领事去猜测,李鸿章已经跟俄国先说好讲和了!这一来,态度也许会缓和。” “啊,啊!妙,妙!”王文韶大为赞赏:“我倒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妙用在内。” “我也是无意间想到。”荣禄又说:“‘无分水陆,兼程来京’这八个字也很好,不妨明天再发一道上谕,以示急迫。” 说停当了,立刻就将两道上谕发了出来,另外仍照原定的规制,抄送内阁明发。这一来,在“军务处”的载漪、徐桐与崇绮自然都知道了。 “真岂有此理!”载漪大为气恼:“这样的大事,怎么不让军务处知道?北洋大臣的调遣不归军务处管,说得过去吗?” “也许刚子良知道。” 将刚毅跟赵舒翘请来一问,事先都无所闻。赵舒翘问了军机章京,才知道是荣禄独自承旨,礼王接到了通知,而王文韶是参预其事。 “这个老家伙!”载漪骂道:“我要参他!” “还有件事更气人。”刚毅气鼓鼓地说:“王爷,你知道不知道,皇太后有食物水果赏洋人?” 于是载漪咆哮大骂,从荣禄骂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徐了山西巡抚毓贤以外,有名的督抚,无不骂到,连裕禄亦不例外。当然,不会骂裕禄是汉奸,骂他“不成材、不争气、不中用”。 等他骂得倦了,赵舒翘取出一件裕禄的电报,详奏聂士成阵亡的经过,请示如何议恤? “议恤!”刚毅故作诧异地:“议什么恤?” “死有余辜!”徐桐接口:“国家恤典,非为此辈而设。” “一点不错!”载漪双手一拍,骂人的劲儿又来了:“义和团凭的是一股气,气一泄,神道也不上身了!第一个给义和团泄气的,就是姓聂的那小子。什么阵亡?该死!” 在座的还有崇绮与启秀,亦是默不作声。见此光景赵舒翘大为气馁。不过礼王、王文韶都叮嘱过他,聂士成受尽委屈,打得也不错,阵亡而无恤典,不特无以慰忠魂,亦恐宋庆、马玉昆的部下寒心,天津就更难守得住了!所以无论如何要赵舒翘设法疏通,为聂士成议恤。因此,他不能不硬着头皮再争一争。 “王爷跟两位中堂的话,我有同感。不过,公事上有一层为难的地方,聂功亭这个提督,至今还是革职留任。不管怎么说,人是死在阵上,如果不开复一切处分,开国以来,尚无先例。” “这应该开复!”崇绮开口了。此因第一,他毕章是状元,读书人的气质要比徐桐来得厚些;第二,对于败军之将,他另有一分出于衷心的同情。他的父亲赛尚阿当洪杨初起时,丧师失律,垮了下来,差点性命不保,所以他之为聂士成说话是不足为奇的。不过言之要有效,得找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很用心地想了一下,接下去说:“死者已矣!身后荣辱,泉下不得而知。说实话,恤死所以励生,如今军务正吃紧的时候,不妨借此激励士气。如聂某也者,亦能邀得恤典,他人捐躯,更可知矣!这也是一番千金市骨的作用。” “千金市骨,也要一块骏骨才行!”载漪不屑地说:“这是块什么骨头?” 大家都不答话。虽没有人赞成崇绮的话,可也没有人再反对。赵舒翘觉得这个局面似僵非僵,机会稍纵即逝,便鼓起勇气问道:“请示王爷,是不是就照崇公爷的意思拟旨?” “我不管!”载漪暴声答说:“随便你们!” “中堂,”赵舒翘轻声问刚毅:“你看如何?” “好吧!”刚毅是赵舒翘的举主,情分不同,无可奈何地说:“你就在这里,拟道上谕看看。” 赵舒翘两榜进士出身,笔下很来得,根据裕禄的电奏,加上几句悼惜与恩恤的话,很快地拟好了旨稿,送给刚毅去看。 “不行,不行!不能这么说。”刚毅毫不客气地推翻原稿:“要把他种种措置失宜的情形说一说。不然,为什么要革职留任呢?” 想想话也不错。赵舒翘重新伏案提笔,这一次就颇费思考了,语气轻了不行,重了更与抚恤的本意不符。 费了有三刻钟,方始拟妥,随即送交刚毅。未看正文,他先就在正文前面加了五个字:“谕军机大臣”,表示与“军务处”无关。 再看正文,写的是:“统带武卫前军,直隶总督聂士成,从前颇著战功;训练士卒,殊亦有方,乃此次办理防剿,每多失宜,屡被参劾,有负委任,前降谕旨,将该提督革职留任,以观后效。朝廷曲予矜全,望其力图振作,借赎前愆,讵意竟于本月十三日,督战阵亡。侧念该提督亲临前敌,为国捐躯,尚非畏葸者比,着开复处分,照提督阵亡例赐恤,用示朝廷笃念忠烈,策励戎行之至意。” “意思是对了,语气不对!”刚毅提笔就改,首先将“笃念忠烈”改为“格外施恩”,然后再从头改:“颇著战功”改为“著有战功”;“殊亦有方”改为“亦尚有方”;“每多失宜”改为“种种失宜”。总之,说聂士成好的,语气改轻,说坏的就加重。 等他搁笔,徐桐说道:“我看一看!” 不仅看一看,还要改一改。徐桐在“督战阵亡”之下,加了几句:“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 写完,将旨稿还给刚毅,得意地问道:“如何?” 这几句话很刻薄,亦是对讲求洋务的一大讥斥,很配刚毅的胃口,但有件事,使他大为不快。军机大臣拟上谕,或者改军机章京所拟旨稿的那枝笔,称为“枢笔”,权威仅次于御笔。当年穆宗驾崩,深夜定计奉迎当今皇帝入宫,由于军机大臣文祥抱恙在身,荣禄自告奋勇,拟了一道上谕,等另一位军机大臣沈桂芬赶到,认为荣禄“擅动枢笔”,怀恨甚深,以后不断跟荣禄为难,耽误了他十来年大用的机会。当时是出了大事,仓皇急切之间,失于检点,还是情有可原,如今徐桐明明看到一开头就是“谕军机大臣”,居然擅作主张,一副首辅的派头,未免太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了。 因此,刚毅冷冷地答道:“如今什么事都不讲究了!何止于洋操这件事!” 徐桐听出语风不大对劲,却不知其故何在?刚要动问,赵舒翘又谈到另一件大事。 “江浙两湖的考官该放了。这几天很有人来问消息,竟不知怎么回答人家?” 原来子、午、卯、酉乡试之年,以路程远近定放主考的先后。边远省分,早在五月初就放了,东南及腹地各省,应该在六月中旬放。然后,七月初放山东、山西、河南各近畿省分,最迟的是顺天乡试的正副主考,八月初六才传宣,一经派到,立刻入闱。 京城里天翻地覆,江浙两省,繁华如昔,若能派任主考,借此远祸,真个“班生此行,无异登仙”,无怪乎够资格放主考的翰林,人人关心。但作为翰林院掌院的徐桐,却嗤之以鼻! “如今是何时世?朝廷那来的工夫管此不急之务?” 赵舒翘心想,这话如果出于目不识丁的武夫之口,犹有可说,翰林院掌院以职位而论,巍然文宗,居然如此轻视科举,真是骇人听闻,何怪乎董福祥会烧翰林院! 他很想痛痛快快驳他一驳,但以徐桐已成国之大老,话不便说得太重。就这思量措词之际,刚毅开口了。 刚毅是因为徐桐“擅动枢笔”,怀着一肚子闷气,有机会可以发泄,当然不会放过,“抡才大典,不是小事!”他说:“不举乡试,各省的人才,怎么贡得到朝廷来?这件事要好好商量。” 徐桐也知道自己失言了,急忙说道:“也不是不举乡试,只是今年秋闱总不行了!” “还有一层,”启秀为他老师帮腔:“今年秋闱纵能举行,明年会试恐怕来不及!灭了洋人,总还有许多论功行赏,遣返士卒,慰抚黎民之类的善后事宜。不说别的,京里遭遇这场大乱,百凡缺乏,一开了年几千举人到京,食、住两项就有困难。” 这倒是实在话。照此说法,慢慢就可以商量了。赵舒翘便看着刚毅说:“我看今年乡试,只能延期,就看延到什么时候?” “要不了多少时候!”久未开腔的载漪突然出声:“到闰八月就是洋人的死期到了!那时一战而胜,天下太平。” 民间传说,闰八月动刀兵,并没有说,闰八月能打胜仗。赵舒翘觉得启秀与载漪都在说梦话,不过要不了多少时候,倒是真的,等李鸿章一到京,跟洋人议和,说不定闰八月就可以停战。 “王爷这一说,我倒有个主意,明年来个春秋颠倒,亦是科举的一段佳话。” “何谓春秋颠倒?” “今年的秋闱,改在明年春天。”赵舒翘答说:“明年的春闱,改在秋天。” “这好!”刚毅首先赞成,“乡会试都不宜延期太久,免得影响民心。” 说停当了,刚毅随即与赵舒翘辞去。第二天到了军机处直庐,跟礼王世铎与王文韶说知前一天在“军务处”商定的两件事,礼王默无一言,王文韶看完为聂士成而发的那道上谕,几番欲言又止,最后只是付诸一声长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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